《爱丁堡评论》的两位热情的效仿者《威斯敏斯特评》、《评论季刊》，几乎塑造了19世纪的英国知识界与公众舆论。整个19世纪的知识分子，从黑兹利特、托马斯·卡莱尔到约翰·斯图亚特·密尔、马修·阿诺德、阿克顿勋爵，都与它们紧密相连。尽管代表着不同的政治立场，但是它们都致力于在公共生活与智力训练之间建立起坚强的纽带，致力于培养出一个真正有教养、有理解力的人群。尽管在19世纪初仍代表着进步与活力的中产阶级到了60年代变成了令阿诺德鄙视的拜物者，但是没人能否认，他们正在变得更有教养起来，他们正在试图利用已获得的财富，笨拙地为自己装饰上文化的外表。

　　200年前的《爱丁堡评论》与150年前的马修·阿诺德能为今天的中国提供某种启示吗？尽管我们并非是文化决定论者，但却像阿诺德一样相信，文化可以在一个缺乏价值判断的年代为世人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参照。在很多时刻，阅读《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似乎就是在阅读今日的中国，只不过那些“钢铁与煤是国脉所系”演变成“GDP增长是国脉所系”。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幸福生活的标志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发展到“有房有车”。我们所追求的小康社会的标志，竟然是以“是否拥有第二套住房”来衡量。不错，越来越多的人将中国视作重新崛起的大国，但是仍有不少观察者将中国视作为某种层面上的“经济动物”。我们仍未学会如何将物质力量转化为精神力量。同时，在中国社会内部，我们更常常被眼前的混乱不堪所迷惑。仅仅一场传染病的危机，我们就发现那些古老的、陈腐的观念重又变成了社会的主流，公众的迷惘情绪令人吃惊。我们若真生活在阿诺德所说的“群氓时代”，而我们新兴的中产阶级在尚未表现出朝气与活力之前，就已经准备一头扎入物质主义与狭隘眼界的怀抱，我们该如何引导他们？如何帮助他们提高自己？

　　我们相信，知识精英应该在这种过渡社会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正如阿诺德先生的观点，文化人绝非软弱与边缘的象征，他们应该更积极地参与到公共生活中，甚至在政治领域里，文化人都可能比固执的政客们更加出色。阿诺德先生拥有一个希腊式的理想，而“生活希腊化”是他对英国社会最重要的劝告。在那个更为伟大的时代，政治家与知识精英间没有界限，审慎的思考与热情的辩论是整个社会热衷的生活。（当然，我们要摆脱苏格拉底的厄运。）当然，这个前提是，知识精英还未蜕化成“日益被专业化的学人和市场导向下的商业写作者”。

　　尽管我们相信文化是一种必须被引入的社会判断标准，但却被这个词语蕴涵的过分繁杂的理念弄得不知所措。“希腊化”或许适合于阿诺德时代的英国，却不是现今中国的解决之道。我们一方面应该从被迫断裂的传统中寻找精神资源，同时也必须借助更为广阔与久远的世界文明传统，而它们之间似乎又总是会形成某种冲突。但不管怎么样，有些准则几乎是永恒不变的，即每个人都应该通过提高自我修养而变得更加聪明，更加优秀。这应该是一项集体性的功课，尽管它不可能被全部完成。就像阿诺德所说：“当一个国家出现全民性的生活和思想的闪光时，整个社会则将充分浸润在思想之中，具有感受美的能力，聪明而富有活力—这便是人类最幸运的时刻。”我们在等待这样时刻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