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似乎可以相信，美国加州历史学家温斯洛在1995年制作的录像片与出版物《硅谷的创造—一个一百年之久的文艺复兴》是曾经风起云涌的新技术公司的重要强心剂之一。谁能拒绝这样的诱惑，文艺复兴满足了那些底气不足的首席执行官们渴望得到“历史性地位”的情结。他们大可在单独相处时将自己的成就比作拉斐尔或者米开朗基罗的贡献，因为他们的软件同样在改变我们这个世界。像文艺复兴时期一样，他们将商业与文化如此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他们本人甚至比当时的达·芬奇与卜伽丘更加声名显赫与富有。

　　在纳斯达克指数屡创新低的今天，这种信念越来越令人怀疑，却也越来越被那些首席执行官们不容置疑地肯定。就像惠普“中世纪历史专业”毕业的首席执行官菲奥利纳在股价大跌时依然强调的—今天是中世纪最后的黑暗，数字文艺复兴必将到来。

　　在媒体理论先驱马歇尔·麦克卢汉看来，结束中世纪黑暗的并非是文艺复兴事件中的那些大师们，而是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术，印刷术所带来的资讯革命使得民众打破了教会对于知识的垄断。热衷于为狂热降温的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在此“阴险”而不动声色地说明道，在上一次资讯革命中，最有势力的是那些印刷厂的开办者们，他们获得了巨额的金钱与如日中天的名誉，与贵族大公平分秋色。

　　于是，新技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不得不尴尬地面临这样一个现实：他们可能更类似于16世纪的印刷厂厂主，而非那些伟大的艺术家与诗人。在风行了20年之后，前者伴随着印刷术的普及化而逐渐没落。因为他们仅仅是占据了新技术的先机，缺乏真正的创造力，尽管这种新技术可能与新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事实也证明，在这场淘金热或文艺复兴中，最明显的受益者的确是那些“印刷厂厂主”—新经济杂志。他们先是为这场文艺复兴寻找各种自我吹嘘的借口，然后为好大喜功的首席执行官们营造出一种“新革命氛围”—新规则、新领导、新技术、新商业、新公司—新经济杂志的记者编辑们促成了商业新闻前所未有的繁荣，也让商业行为成为似乎与每个人都相关的活动，同时也造成了杂志史上罕见的虚假成功—尽管这种成功正逐渐褪色。

　　让传统新闻业目瞪口呆的是6本富有传奇色彩的杂志的厚度。在鼎盛时期，《Red Herring》每期的厚度达到了440个页码，重达1磅多，而《Business 2.0》的页码则是444页，重量则增至2磅又3.5盎司，而作为周刊的《Industry Standard》的当月页码为1096页。另几家新经济杂志如《Upside》、《Wired》、《Fast Company》的厚度与重量同样让传统杂志《名利场》、《时尚》心惊不已，因为厚度即意味着广告量。传统的时尚杂志曾经因为达到400个页码而兴奋异常，这意味着广告厂商的蜂拥而至。2000年第一季度的广告销售表明，《Industry Standard》的销售额已经达1380万美元，超过显赫的《财富》杂志1200万美元。

　　很显然，从1998年到2000年末，前面列出的6本杂志占尽了媒体风头。尽管传统商业报道巨人《财富》、《福布斯》、《商业周刊》、《华尔街日报》自1995年的网景革命以来大幅度地增加了对于“dot-com”的报道，但这6本杂志由于其故作姿态与自我标榜而更合乎新经济公司的口味。同时，这6本杂志更加鲜明的姿态是，它们不仅仅是商业报道杂志，更是生活方式杂志—新技术不仅仅与商业有关，它更在改变我们传统的思维习惯与为人态度，就像本文最初提到的，与数字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与文化有关。所以，它们同样也对传统时尚杂志产生了威胁。首席执行官们除了商人的身份以外，还是最大的时尚制造者—他们散漫的穿着方式、自由主义办公室哲学，还有35岁就退休的宣言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抢眼的时尚。

　　不管这些杂志的编辑们多么努力地标榜自己杂志的与众不同，阅读者都清楚，这些杂志不管在报道题材还是报道语气上都近乎近亲。每个月这些杂志共同构成的几千页的内容构成了新技术公司的领导们主要的阅读生活。甚至远离硅谷2万公里的中国“dot-com”精英们也以阅读此类杂志来标榜自已与世界同步。就像20世纪40年代的一板一眼的企业领袖在客厅内放一本很少阅读的《财富》杂志一样，今天的技术精英们热衷于在办公桌上堆满这些能够砸死人的杂志。

　　他们当然没有时间读这些杂志—就连这些杂志的编辑都乐于承认。这些杂志每月的内容量相当于两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太长了。阅读者与编辑甚至都不在意杂志到底在报道什么。新闻的价值曾经在于向更多的阅读者提供他们所无法知晓的信息，而这些新经济杂志却几乎只会讲述所有已经为公众知道的东西。由于不可抵挡的扩张速度，编辑们往往重复性地报道一些题材，新闻质量无法保证。

　　《Business 2.0》自己都承认，他们甚至已经开始重复使用1998年的题材了。但似乎谁也没有在意这一点。谁在怂恿这种倾向？答案是新技术公司自己。

　　从1999年开始，大批的风险投资涌入新技术领域，那些凭借一个漂亮的商业计划书就拿到成千万乃至上亿美元的年轻创业者们必须想办法把这些钱体面地花出去。广告成了诸多体面方式中最没有争议的一种。所以喜欢故作姿态的首席执行官们选择了语出惊人的新经济杂志，他们合谋将“新经济神话”的泡沫吹到一个新的极限。他们共同的姿态就是：“我们在重新书写历史”，尽管他们都不太读书。他们为彼此提供了身份象征，并在公众面前不断强调这一身份—数字文艺复兴的倡导者。这种姿态有着致命的诱惑，就连时代集团也关闭了《生活》，而选择了《eCompany Now》作为新的发展方向。这本杂志的创建者毫不掩饰对于新技术革命的仰慕与追逐。同时，另一本老牌计算机杂志《PC Computing》也为了赶追电子商务潮流改刊为《Smart Bus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