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本诚提出研制一台直径7米、高12米的空间环境模拟器的方案设计报告，1967年5月23日举行了正式方案设计答辩，得到国防科委的支持与批准。当时，他做整体方案设计时年仅29岁。

　　1967年8月，五院政委常勇指出，KM4工程总负责人是黄本诚，成立总体组黄本诚任组长，何传大、王立是总体组成员。并鼓励黄本诚说：“你大胆干，如果将来有人斗争你，我去陪斗。”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常勇作为一名将军，他的话给了工作人员很大的鼓舞，大家很受感动。

　　1967年6月，武政、周泽槐与黄本诚三人去北京市怀柔县看KM4试验室建设地点。当时，黄本诚希望KM3、KM4试验室应同北京北郊KM2试验室建在一起，便于管理。当时中苏边界关系紧张，很多单位迁三线，在北京郊区也只能利用现有厂房，不准新建，于是他们在怀柔县下庄村利用中科院科中技校的校办工厂改造成为KM3、KM4的试验室用。这里是北京市郊区一幢火力发电厂下属的旧厂房，黄本诚在这里进行了总体构思，利用现有旧厂房设计现代化的试验室。十年后，得到欧洲空间局航天专家的赞扬，认为试验室布局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试验室。

　　KM4设备研制过程，正值“文化大革命”，但无论是“文革”的动乱，还是技术上的山重水复，黄本诚和同事们始终牢记国家对大型宇宙模拟器早日成功的厚望，他们一直坚持工作。

　　每一项伟大成果的研制都需要各行各业互相配合，爱迪生时代那种单打独斗早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在大型宇宙模拟器的研制过程中也是如此。据不完全统计，仅大型会战就有三四次，积极支援的单位遍及全国，多达100余个。

　　为了保证真空度，需要对一个直径7.5米的不锈钢大法兰进行热处理。为此必须建造一个9.5米直径的大型热处理炉，这个炉子又要建在加工法兰的八米立车旁边……这一系列工程需要北京市工交组、建材局、电业局、安装公司、建筑公司、第一机床厂等十几个单位的支援与协作。这些单位立即派出了最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打破了单位之间的界限，彼此切磋、探讨，论证了法兰加工的过程中可能变形的种种因素，并制定出预防措施，提出了近十种处理方案。常言道，三个臭皮匠就能顶个诸葛亮，何况这是各行专家里手们的智力组合。不到一个星期就完成了从技术论证、建炉到热处理加工等全部工艺，保证了整个工程的顺利进行。

　　四、丹心换成功

　　1970年初，黄本诚和同事们开始到怀柔县北京卫星环境工程研究所厂区安装与现场制造。由于当时去怀柔县的交通很不方便，生活条件也很艰苦，两台大型设备安装时只有一辆解放牌卡车，拉人、拉货都是它。工作人员一般坐公共汽车去怀柔县或回北郊，有时从怀柔县城汽车站至下庄试验室步行三个多小时。试验室条件差，风沙、麻雀在飞，周围杂草丛生，打扫卫生，参加建设劳动，工作量很大。在工地，条件差，缺少蔬菜、副食，早晚都是咸菜、馒头、稀饭，但他们没有怨言。多少有成就的科学家，为了事业不在乎环境的艰苦。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对于黄本诚来说，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行为准则。其间，某型号调温系统做试验，前后一个来月，每天24小时值班，过一小时测一次温度。排班时，黄本诚坚决要求把自己排在后半夜。于是，晚上12点到早上8点，都是他值班，天天如此。有时，下夜班刚刚睡着，又出了问题，一个电话他就匆匆穿好衣服赶回现场，一干又是大半天。长期劳累使他的睡眠很不好，常常需要借助药物才能睡着。回忆起那段往事，同事说：“本诚这样工作，对身体的消耗是很大的。可他总是不当回事，当初真该好好劝劝他……”

　　在研究所，黄本诚一干就是四十年，从二十出头的小伙儿，干到了花甲之年；从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干到了事业有成的研究员。

　　几乎每天都在超负荷工作。黄本诚的压力很大，但他从不把压力挂在脸上。

　　黄本诚是个性格内敛的人，任务紧，他也焦虑，但不会挂在脸上；因为进度问题受到所指挥的批评，有客观原因，他也不为自己辩解，更不会把火撒到下属的身上，而是一个人默默承担。在一室同事的眼里，他永远心平气和、从从容容，让你觉得与他共事，少了浮躁，多了平稳；少了忧虑，多了信心。其实，他比谁都着急，比谁压力都大。而他只有用拼命的工作，去化解这种压力。　

　　天有不测风云。人生道路更不像北京东西长安街那样笔直、坦荡。长时期的超负荷工作，黄本诚终于积劳成疾。

　　1971年2月，在体检中发现，黄本诚肺部出现一个五分钱币大的空洞，只好住进结核病医院治疗，医生要求他做肺部切除手术。他想，如果切除一叶肺，人就变成了残废，今后就不能承担大负荷工作。而他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他的后半生还要为航天事业再作贡献。于是他自己制订了一个科学的疗养方案，在医生的指导下，半年以后，病愈。

　　在研制过程中，黄本诚两次大病住院，第二次是在1982年。由于试验室地面结冰，他不慎滑倒，造成股骨柱骨折。这种病在骨折中是很难治愈的，治愈率只有60％。这一回他先后经历了两次手术，第一次手术将已错位的股骨头用三个翼钉固定，第二次手术是开刀拔钉。他在病房里复查时几乎调查了所有同类病人治疗股骨头坏死的原因，然后科学地制订了治疗方案，以其毅力与顽强的精神，恢复了健康。现在他可以跑步，还可以爬山登“鬼见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