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弗格

　　50岁，生于1952年6月15日

　　首幅肖像摄于2003年1月8日

　　逝于2003年2月12日

　　里卡姆临终关怀医院,柏林

　　米歇尔·弗格是个大个子，很结实，很健谈。他曾经代表重新统一的柏林市参加过自行车比赛。当他在夏天和近百名客人一起庆祝自己的50岁生日时，他感觉自己功成名就。他和妻子不久前搬了家，聚会就是在小区开满鲜花的花园里举行的。他的朋友们来了，有东德的老朋友，也有西德的新朋友。自行车协会里他以前的比赛对手也来了，还有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对手们。弗格一段时间以来开始参与政治活动，他很积极，接受采访，组织活动，讨论政治问题。

　　在经历了这样高潮的一天过后不久，他突然在一次演讲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随后一切都发生得很快。

　　在医院，医生发现了成胶质细胞瘤，这是一种脑部肿瘤，像小孩的拳头那么大，但是远比孩子拳头的破坏力大得多。弗格的头盖骨被打开，肿瘤被切除了，但是第二个肿瘤又长了出来。大约在这个时候，弗格的一位女朋友在厨房的餐桌旁说出了弗格自己一直在暗暗害怕的事：他恐怕应该想想自己可能会死的。玛丽安·费尔曼，弗格的妻子回忆说：“他几乎把她赶出去，他根本不愿意听这些话。”但是他脑子里的瘤子却一发不可收。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成胶质细胞瘤就破坏了弗格的语言中枢，麻痹了他的右臂和脸的右半部分。他妻子说：“其实我很想把他留在家里照顾他，但是他随后开始出现癫痫现象。我却只能站在一边什么也干不了，也不能把他扶起来。”

　　这天早上，护士卡伦在帮弗格先生吃早饭。这个大胡子男人绝望地想说什么，他说，“理论上”，随后他激动地喷了几次饭，左手在空中乱抓着，“理论上……”——但是他接不下去了，沮丧地垂下手，回答着护士的“是或不是”的问题：您还疼吗？还要一块面包吗？

　　病人吞咽的功能也渐渐不正常了。一块奶酪面包，几块桔子瓣——这么点儿东西他要吃上半个小时。卡伦说：“在医院里，人手那么少，他们根本不可能这样照顾一个病人。”在这里有17个工作人员照顾15位病人。一位音乐治疗师定期来看望他们，还有一位物理治疗师帮助弗格尽可能地保持身体的灵活——这在他这样的生命状态下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其他地方，人们会说他反正马上要死了，不需要什么物理治疗。而在临终关怀医院里，只要他的头还能抬起来，临死的人也会得到这样的治疗。

　　在他还能说话的时候，米歇尔·弗格从来没有向别人透露过他内心的想法。而现在他不能这么做了。他妻子不想用这些问题来折磨他，每一次他试图表达什么事都会让他筋疲力尽，却徒劳无功。妻子有时会问自己：“他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呢？”

　　音乐治疗师第一次来看望他时，想到了掰腕子的游戏。她握住弗格健康的那只手，和他较力——这是一次没有言语的对话。“我感觉到了他的生命力。我们很开心。”

　　弗格先生住进临终关怀医院后，似乎状态真的稳定了。他看着窗外的风景，听着阿根廷的探戈舞曲，接待访客。有一次，他女儿带来一台笔记本电脑，也许写能比说好一些？但是即使是用键盘，她父亲也敲不出一个完整的词语了。他或者微笑，或者做鬼脸；如果他不想说话了，他就会闭上眼。而后一种情况现在越来越多了。

　　在弗格的生日聚会大半年后，是弗格的告别聚会。朋友们又来了，比夏天那一次聚会的圈子要小一些，但还是来了很多人。市里的交通部长也来向他告别。弗格的一个老朋友，叫做“钢琴舒尔茨”的，在临终关怀医院冬天的花园里调试着演奏爵士乐的钢琴。朋友们拥抱弗格，长久地握着他健康的那只手，有些人后来悄悄抹去眼里的泪水。弗格显然也很受感动。人们准备了糕点和香槟，最后再碰一次杯，随后“钢琴舒尔茨”弹奏起以前的老歌，陪伴心情沉重的客人们踏上回家的路。

　　聚会过后不久，米歇尔·弗格又一次癫痫发作。他睡得越来越沉，时间越来越长。在医院里，他也许会被推进CT室。在这里，医生佩特拉·安沃尔给他开的是可的松（激素），因为她怀疑是在他的肿瘤周围出现了积水。她知道，如果药物有效果，那么她的怀疑就是正确的。可的松是一种稀松平常的药物，和正常的人体很接近，医生在用这类药时，用自己的五种感知能力就足够了。对于很多将死的人来说，这样的一种态度是很有益的。可的松使弗格的状况一度稳定下来，但是他再也没能醒过来。肿瘤渐渐压迫、遏制呼吸中枢，在米歇尔·弗格停止呼吸之前，他早已丧失了意志。

　　医生说：“弗格先生是幸运的。”所有的人都担心他的肿瘤会向另一个方向长大。肿瘤已经造成了吞咽困难，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可能有一天面包放到他嘴里，他也不知道要去嚼去咽。根据米歇尔·弗格的病人意愿书，他不希望以非自然的方式进食。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可能会给他流食。”佩特拉·安沃尔说。那你们还会做些什么？安沃尔想了想，然后说：“会照弗格先生的意愿去做，就是什么也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