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个星期过去了,我本该死了(1) | ||||
| http://book.sina.com.cn 2006年02月20日 13:43 新浪读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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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生命的肖像 作者:[德]贝阿塔·拉考塔 瓦尔特·舍尔斯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 ||||
| 海茵茨·穆勒 71岁,生于1932年1月6日 首幅肖像摄于2002年12月30日
逝于2003年1月7日 里卡姆临终关怀医院,柏林 六个星期过去了,我本该死了 当穆勒先生踏上他生命的最后一次旅行的时候,他随身带着的陪伴他的行李箱并不大。里面放着一件浴衣,一双橡胶拖鞋和他的洗漱用具,一张卷起来的柏林西站的航拍照片(穆勒先生一直在那里工作到80年代),一张镶在镜框里的猎獾狗的照片,一个小的短波收音机,一些休闲服——这些衣服现在他穿都已经嫌肥大了,但是何必再买新的呢。海茵茨·穆勒是为了死亡来到这里的。他并不觉得自己在这里会呆很久:“下周我就71岁了。不过到那时可能我也已经走了。” 穆勒的皮肤颜色发黄,癌细胞已经从他的胰脏以极快的速度扩散开了。不过,肿瘤还是给了他足够的时间让他处理自己的事情。在家里时,他夜里常常疼得喊出声来,他的妻子就会请来急救医生,可是急救医生也往往不知怎么办。在这里,穆勒先生能及时获得足够的吗啡,当他感到害怕或需要帮助时,总会有人在他身边。不过他还是希望自己一个人度过自己的最后时刻:“不用非得为这事儿麻烦别人。” 在除夕夜的前一天,他搬进了柏林新科隆区里卡姆临终关怀医院的十五个单人房间中的第二个房间。他打开行李,把上街穿的一双棕色的皮鞋整齐地摆到架子上。他不会再穿这双鞋了。这一刻他看起来轻松了许多,几乎是彻底放松了。“我原本害怕我会死在医院的西班牙墙后面。你知道,这里的等候名单是很长的。” 在里卡姆临终关怀医院,有些病人能待上几个月,有些人却只待了一天;平均下来是大约两个星期。海茵茨·穆勒以为自己知道自己还剩下了多少时间。在一家医院里,医生在给他做出诊断那天告诉他,他还能活六个星期。现在五个星期已经过去了。“做出如此精确的预言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不过这是经常的事。”佩特拉·安沃尔说。佩特拉·安沃尔是柏林“家庭关怀项目”的一位医生,这是一个由推行姑息镇痛疗法的医务工作者们组成的团队,他们在患者家中和临终关怀医院中照顾临终的病人。她缓解了穆勒的腹部绞痛和肿瘤转移引起的痛苦的呃逆。 本来,穆勒还可以没有什么痛苦地多活一段时间。但是他头脑里的那个医院医生的诊断每一天都会替他撕掉一张日历。佩特拉·安沃尔医生说:“他在不自觉地为了他的死亡而努力。他几乎不吃什么,水喝得也不够。他更多的是心理问题而不是肿瘤。而这些是我无力涉及的。” 起初的两天,海因茨·穆勒还在餐厅的长桌旁和大家一起就餐。他越过屋顶看着冬天的花园,研究邻居房间上的名牌,讲述他在铁路工作的一生,讲铁路如何从蒸汽机车变成了内燃机车。14岁那年,他从扳道工开始做起,后来做到列车员,调度。五星期前他最后一次坐火车去卡姆尼茨他妹妹那里。在那里他脸色蜡黄地下了火车。终点站到了。 穆勒悲伤地说:“一个人这么快就垮下了,这是你必须接受的事实。我不久前还在园子里砍松树呢。”另一方面,死亡也并不是不期而至的。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穆勒一直在做各种统计,他把这个习惯也带到了自己的私生活里。“我是一个平常人。根据统计,平常人一般会活到74岁。”他计算说,“我已经计划了死亡,现在只是比计划提前了两年。”正因为如此,他拒绝接受化疗。“我已经给自己买了最后一片产业——在墓园里。我已经安排好了我的葬礼,从目录里找到了适合我的安葬方案。火化的不同方式有些很有意思的区别。”穆勒说到这里变得活跃起来:“在柏林,葬在宝穆舒伦路比在鲁尔雷本的费用高,到东德的麦森去就能省下170欧元。在波兰能省200,在捷克省250。用火车运过去,火化,下葬,所有的加起来只要很少的费用。我跟我老婆说:你就把我运到捷克去吧,我无所谓自己在哪里钻烟囱。”意指人死后灵魂可以穿墙而过。(译者注) 在战争中,海因茨·穆勒已经看见过很多人死去。“那都是些虔诚的人,直到最后都在祈祷,最终在巨大的痛苦中永远地沉睡不醒。”穆勒先生相信上帝和永生。在十四天前他就以为大限到了。那时他的心脏间歇性停止跳动:“一切一下子变得明亮友好,没有痛苦,我很高兴自己终于成功了。如果不是我妹妹摇我,可能我已经死了。” 从那以后,他妹妹每天晚上在电话里给她读半个小时的童话故事。现在她从卡姆尼茨来看他,最后的看望。她哭着说:“他这种态度真是……他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从来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还总是安慰别人。”可是她的哥哥并不愿意听到这样的赞扬。有些人可能会四处乱跑,向周围所有的人哭诉。他跟这样的人完全不同。他说:“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让别人看见过自己的内心。我不是一个软蛋。我只希望一切能快点儿结束。如果一只狗得病治不好了,人们会给它打一针。而一个人得病治不好了,人们却让他挣扎。” 在他生日的前一天,海因茨·穆勒沮丧地纪录下他活过了自己算出的死期。他悻悻地说:“六个星期过去了,我本该死了。”他小心地再次展开已经旧了的柏林西站的航拍照片:“看见那座红色的楼了吗?我以前的办公室就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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