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我们却有另一种矛盾的、出人意料的经验：每一次在聚会时，当人们问及我们的工作时，话题在最短的时间内一下转变成了死亡。所有的人似乎都有一份私人的经验要和大家共享：或是兄弟的辞世，或是母亲罹患癌症，另一些人则说起濒死的经验或是葬礼的习俗。我们原本担心自己会带来坟墓样死寂的气氛，看来这是毫无根据的。事实是：人们愿意去谈论这个话题。

　　临终关怀运动从开始出现起，就努力使死亡成为公众公开的话题。几乎每个临终关怀医院都可毫不费力地找到一些愿意陪伴将死的人到最后的时刻、分发咖啡和糕点或是看门的义工。在这样一个死亡频频光临的地方，没有人会觉得在一个人生命的最后时刻和他辞世后为他拍照是不敬的或是变态的。正相反，在临终关怀医院和很多医院里，人们友好而开放地接受了我们的想法。那些习惯了人们对他们的工作心存恐惧的护理人员和医生们，帮助我们联系病人和他们的家人。

　　尽管如此，我们一开始并不肯定是否能找到愿意向我们开诚布公地谈论自己的死亡的访谈对象。所以当每一个我们找到的人都至少对我们的想法表示欢迎时，我们惊讶极了。当然有些人最终还是无法想象自己出现在这样一本书里。然而还是有很多人同意我们去拜访他们，采访他们，并且在他们生时和死后为他们拍照。有时我们有种感觉，仿佛有的人只是在等待有谁能打开龙头，让他放出在心里堆积的那一切。有一位受访者说，很多来看他的人干脆对他的状态视而不见：“他们来到这儿，跟我大谈足球。”他说，他觉得这简直是种病态，“我想，嘿，你们还没搞明白吗？我要死了！”

　　对于有些并不把自己的生命看做怎样特别有意义的人来说，他们很希望自己能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些痕迹。有些人希望能留下一种证据：看这里，这是现实的我！另一些人则希望通过自己的参与来支持临终关怀运动。再有一些人则只是盼望能有人对他们的命运感兴趣或是排遣无聊。

　　和某些被拍照的人，我们只是偶尔有联系，另一些人则赢得了我们的好感，我们和他们熟稔起来。很多人在这样特殊状态下的勇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常常觉得无法想象，自己在这样极端的生命状态下刚刚结识的这个人，可能不久的将来就会是我们最后一次去看望他。而当这一天来临时，我们似乎还能听到他的声音。我们了解他的生命故事，我们往往也认识他最近的亲人。我们曾经一起欢笑，一起沉默。有时候我们尝试去安慰他们，或是去握住他们的手。最后的一次拍照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成为某种告别礼。伴随着那种无所抱怨，所有曾经的希望和内心的争斗从此都结束了，而这种无所抱怨却往往让人难以承受。同时，看到死亡如何给一张面孔带来怎样的平静，是让人安慰的。很多人看上去真的很安祥。

　　对于瓦尔特·舍尔斯和我来说，我们的情感和这份工作一起在起伏。这一刻我们谨慎地希望自己能够有一天为自己和我们所爱的人的死亡作好更好的准备，然而下一秒钟，这种希望就可能随即转化为对死亡的恐惧。那些护理人员和医生们恐怕也是同样的感觉。与将死的人打交道可能成为一种正常的生活，但它绝不会成为例行公事。里卡姆临终关怀医院的一位护士说：“你以为你会硬起心肠，但是正相反，你会变得软弱。”

　　在这本书的制作过程中，我们对死亡的设想变得具体了。自然我们对自己的死亡也想了很多，而这改变了我们看待自己生命的眼光。我们不愿错过任何一次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