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科灵

　　64岁，生于1939年5月1日

　　首幅肖像摄于2003年11月29日

　　逝于2003年12月22日

　　海伦施蒂夫特临终关怀医院，汉堡

　　如果说在彼得·科灵生命的最后几周里发生了什么振奋人心的事情，那就是：汉堡体育俱乐部足球队（HSV）在几周的时间里，从排行榜的最后一名晋升到了第九位；这对他来讲是意义重大的。不管怎么说，这些小伙子们让他很开心。彼得·科灵的妻子在他临终关怀医院的房间门上用透明胶贴了一张比赛时间表，到他过世前的第五天，12月17日，所有的比赛结果都一场不拉地被填进去了。

　　科灵先生是劳动保护局的公务员。他和妻子布里吉特有两个成年的女儿和一个儿子。在患上肠癌以前，他从来没有得过什么大病。他曾经作过一次手术，经历了多次化疗，但是都没有效果。现在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他的肺部、肝部和脑部。除了足球比赛时间表以外，科灵太太还把家人的照片穿成一串挂在墙上。她丈夫枕头边的那一张是她和丈夫在自己家度假小屋的露台上照的。这个度假小屋是科灵先生亲手盖的，他很喜欢自己动手盖房子，也很喜欢在花园里摆弄这摆弄那。

　　科灵先生做完手术以后，曾经去疗养过一段时间。他的几个孩子每人陪了他一个星期。“他那时不愿意说话。我们都没能真的接近他，”他儿子说，“可能我们都太能压抑自己了。”直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真正触动科灵先生的是什么。对于这一点，他妻子比别人更难过。她提出的问题往往得不到答案，或者只是得到简单粗暴的回答。有时候，他好像根本无法真正意识到别人在对他说话；有时候，在他能清楚地表达自己之前，他好像已经忘了她的存在。他的沉默常常让人觉得自己说错了话或是做错了事。

　　12月的一天，彼得·科灵看起来像是完全陷入了沉思中。他侧身躺着，看着自己度假小屋的照片。一转眼的功夫，他突然毫无理由地流下眼泪，又戛然而止停止了哭泣。他是不是还想再看一次自己的小屋？没有回答。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那张照片。花园有多大？“1000平米。”科灵嘟囔了一句，又哭了会儿，睡着了。

　　不仅是他的家人，在医护人员里有些同事也常常会问，彼得·科灵的情绪到底是怎么回事。安雅，一个和科灵先生关系不错的实习生说：“他不谈自己生病这件事，无论别人怎样做他也不肯谈。”夜里，他总是很不安，思前想后。他常常哭。只有镇静剂才能让他睡着，但是他妻子担心在这些安定剂的作用下，丈夫会变得让她更难于接近。

　　也许科灵先生患上了抑郁症？大概每一个看到自己死期将近的人都会感到悲伤和恐惧。但是抑郁症却是另一回事。它会使病人自闭、麻痹，会阻碍病人去思考自己即将离世的事实。抑郁症是可以治疗的，即便病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不过要想划出抑郁症和正常的悲伤心情之间的界限却很难。在医护人员的小组会上，是否使用抗抑郁药物这个话题常常会引起激烈的讨论：病人表现出来的绝望、恐惧和听天由命的情绪究竟有多少是因为害怕即将来临的死亡呢？

　　一位从事姑息镇痛疗法的医生玛亚·法肯贝克猜测在科灵先生的情绪波动背后隐藏的是和抑郁症完全不同的原因：他在哭泣、酣睡和失语这样不同状态间的迅速转换，说明他的情绪波动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癌细胞转移到他的脑部造成的，医生们将其称为“大脑器官性心理症状”。抗抑郁症的药物对于这样的症状不会有什么效果。有些病人在类似的情况下会笑会唱，但是并不是表明他们很高兴。“科灵先生哭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那究竟是他的真实情感的流露，或者只是他身体的痛苦状态的某种表示。我们也不知道如果我们通过药物制止他的这种情绪表现，是否真的能减少他的痛苦。”玛亚·法肯贝克解释说，“也许我们希望能不再看见他哭，只不过是为了帮我们自己一个忙而已。”

　　最终的决定还是要由科灵太太来做。虽然有时候丈夫的悲伤和哭泣会让她几乎无法承受，但是她还是不希望自己的丈夫服用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

　　几天以后，科灵先生出乎意料地为自己的情绪作了个总结：“今天我觉得不比昨天差，但是比三天前好。那天我正好情绪很低落。”那天是什么事让他那么伤心呢？“就是一些问题……”科灵先生不大愿意继续这个话题。他沉默了很久，好像他已经把问题是什么给忘记了，但是他还是想起了自己难过的原因，那是因为他忘记了一件事：“我应该早点儿跟家里人商量好，由谁来继续负责打理花园。”花园和小屋是他这辈子的梦想，现在随着他的逝去，这一切也要枯萎了。还有件事让他放心不下：他的老母亲还住在养老院，以后谁来照顾她呢？“我比其他兄弟姐妹更关心我们的母亲。现在我自己也要走了，我没法再照顾她了。”他怕死吗？对于这个问题，科灵先生没有回答，他长久地用自己右手的食指摸着自己的耳朵、鼻子和嘴，好像他是一个盲人，只有这样才能认识自己的脸一样。然后他说：“看待这个问题，人要现实点儿，什么不都是越来越少嘛。”

　　在这个圣诞节前的周日，一位儿童图书插图画家的水彩画艺术展在海伦施蒂夫特临终关怀医院里举行开幕式。科灵先生也去看了那些画。有几个小孩子在大人们中间蹿来蹿去。护士长乌苏拉·施奈德注意到，科灵先生看到孩子时哭了起来。她走向他，说：“孩子是美好的，不是吗？孩子和童年。”科灵先生点点头。他含着眼泪说：“我也是个孩子。但是我们这里的人都至少80岁，100岁，200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