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格尔塔·斯特莱士都会坐在看电视的沙发上，眼光穿过阳台的门，越过新科隆区的屋顶，看向教堂倾斜的钟楼。钟楼是一个天主教教区的。女儿曾经有一次想请神父过来，因为对于母亲提出的问题，她不知该如何回答。尤其是她觉得母亲心里似乎有一件什么事，一件家里其他人都不知道的事情，这件事一直在折磨着母亲的心灵。但是母亲不想要任何精神护工。“如果有人跟我说到死，我会害怕的。”第二天，佩特拉·安沃尔诊断出了自发性机械性肠梗阻。斯特莱士太太变得紧张起来，她认识到：“现在不会再拖很久了，真的一定要这样吗？我害怕极了。我不知道自己会上天堂还是下地狱。”

　　这时候她自己要求请一位神职人员来看她。她要问问这个聪明人有关地狱，有关精神和有关亲爱的上帝的问题：“也许，他能给我答案。我脑子里对这一切没有丝毫概念。”

　　不久，神父被请到病房来了。格尔塔·斯特莱士竭尽全力不让自己在这位有尊严的人面前呕吐出来或是马上哭出来。他的职务的威严让她感到恐惧。她觉得自己没受过教育，尤其是在神父先生面前，她不会像他那样高雅地表达自己。她最好还是别问他有关地狱的事情了。结果她什么问题也没有问。

　　神父也没有问太多。他对这个盼望一种信号的女人说了些泛泛的鼓励的话。最后他说，如果她感觉好起来了，她可以坐着轮椅到教堂来找他。

　　格尔塔·斯特莱士期待的并不是这些。她感到自己的生命力很快地消失。此后的一个晚上，医生坐在她的床边，病人因为害怕自己睡着了就醒不过来，一直睁着眼不肯睡。彼德拉·安瓦拉起她的一只手，格尔塔·斯特莱士喃喃地说：“医生，我还太年轻，还不该死。”随后，倦意袭上，战胜了她。

　　夜里电话响了：到时候了，母亲处于弥留状态。斯特莱士太太没有再不安。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她投降了。当女儿来到病房时，格尔塔·斯特莱士已经昏迷了。女儿把枕头拍松，让母亲枕在上边。这时候她睁开了眼睛，但是没人知道她看见了什么。女儿走到楼道里，想抽支烟。等她再次回到房间里时，母亲无声地动了动嘴唇，仿佛要说什么。随后她在女儿的怀里睡着了。她看上去解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