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劳特·贝宁

　　80岁，生于1922年5月29日

　　首幅肖像摄于2003年1月12日

　　逝于2003年1月26日

　　里卡姆临终关怀医院,柏林

　　直到最后一刻，这位80岁的老太太都在躲着自己的丈夫。他们结婚56年来，没过过几天不闹别扭的日子。她想，如果他把她送出家门，那他也不用再到临终关怀医院来看她。然而后来，她还是想跟他谈谈。在最后时刻，瓦尔特劳特·贝宁好像知道得很清楚，她已经不能再迟疑下去了，她必须叫她的丈夫过来。

　　她丈夫马上来了，在她的病床前坐了很久。这次谈话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两人谈完以后，贝宁太太就不再喝酒了，随后的那天，她平静地走了。

　　在此之前，老太太有几个星期躺在三床鸭绒被摞起来的被褥上，像一个柔弱的豌豆公主，已经没有头发的头上戴着一顶玫瑰色的安哥拉羊毛的帽子。她病弱的身体和对往事的回忆都在折磨着她。贝宁太太的童年是在东普鲁士渡过的。在那里，如果孩子们唱起德语的圣诞歌曲，他们的波兰邻居就会愤怒地砸门。后来他们躲在运送牲畜的车上逃亡到了德国。她认识贝宁先生的时候刚刚21岁，那是在战争结束前一年半的时候，在格莱夫斯瓦尔德东部德国的一座城市。（译者注）的一次舞会上。那时她是一个逃亡中的女孩儿，而他是一名军官。他的军服那么漂亮，他的舞跳得那么好！他们结婚了，生下一儿一女。战后，俄国人想把她丈夫作为前纳粹军官送进监狱。瓦尔特劳特·贝宁也在俄国监狱里蹲了几天大牢。后来她带上自己的孩子逃跑了：在一个大雾的夜里，他们从格莱夫斯瓦尔德乘出租车逃到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大街，然后乘坐城铁到了西德境内。她并不担心自己——只是她的孩子可千万别发生什么事！后来她的丈夫也逃了出来，他去了警察局，成了一名警探。

　　“他是一个暴君”，贝宁太太说，“我根本没法在他面前有自己的想法。”回忆让她激动得哭了起来，她不想再说这些。也许只说最激烈的那一次争吵，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们发现自己的儿子是同性恋的时候，他才上小学一年级。“坦白说，当时我很失望，因为这样我就不能有孙子了。但是我什么也没有说。”她的丈夫可不一样：对于他来说，这是种耻辱。这孩子必须被送走，必须把他扳过来，要给他送到精神病院去，给他关起来，那时候就是这样的。后来当这一切都没有达到丈夫预期的目的时，他不让儿子进家门。但是瓦尔特劳特·贝宁却站在儿子一边，很多年里，她一直暗地里去看他。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成了同盟军，她什么都可以跟他说，包括六年前她患上了不治之症。“那是从一次胸部手术开始的。”贝宁太太失神地去抓她的香烟。要走了，您觉得难过吗？“嗯，非常难过”，她低声说，“我一想到自己要死了，就难过极了。如果不是有孩子们……”

　　不过，这并不表示瓦尔特劳特·贝宁在临终关怀医院里是孤单的：当护工们用樱桃子的枕头给她暖脚时，她和他们调情。她热情地搂住他们的脖子，让他们把她从床上悠起来，就像把新娘子抱过门槛一样。任何时候，只要她提出来，护士英儿就会给她端来一杯啤酒，“上面放一朵漂亮的小花”，然后在床前陪她抽完一支烟。但是，是孩子们的看望让她能继续活下去。她的儿子每天来看她两次，大多是和男朋友一起来，她慢慢喜欢上了儿子的这个男朋友。这两个男人照顾他，让她保持好情绪。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跟两个人讨几支香烟，很享受的吸。偶尔还会有一杯香槟汽酒加冰块。

　　贝宁太太的女儿远嫁非洲，生活在冈比亚。为了能在母亲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陪在她的身边，她也回来了。她常喂妈妈吃香草冰激凌，然后两人一起看妈妈去非洲时拍的照片。那位讨人嫌的丈夫最初自然是反对她去的。但是她终于还是坚持了自己的决定，登上飞机，开始了她的生命冒险。非洲很热，所有的人都对她很友善，都很宠她。那次她第一次看见了自己的小外孙，而且马上就爱上了他。她骄傲地给我们看那个小调皮寄给她的明信片：“亲爱的姥姥！我每天都给花儿浇水，院子里还长了洋葱和柿子椒。”她从非洲回到柏林时，她丈夫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什么也不想听。可到后来，他还是变得嫉妒起来。贝宁太太向往地叹了口气：“啊，非洲！要是我再去一次非洲就好了！那个老东西让他呆在这里，但是我现在就能躺在芒果树下看鹦鹉了。在那里我感觉比这里好。”

　　贝宁太太的女儿后来私下澄清说：她父亲在最后的一段时间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她母亲对他从来都不满意。她不想看见自己婚姻中的暴君现在也年老衰弱了，什么也不行了。而贝宁先生却从来没有跟他的妻子承认过，他有多么害怕有一天早上醒来时发现他的妻子死在自己身边。

　　在临终关怀医院里呆了三个星期后，瓦尔特劳特·贝宁突然感到深深的不安。开始时向女儿抱怨说自己胳膊打战，疼痛从头部一直延伸到腰部。她哭得很可怜，谁安慰都没有用。最后她说：“让我丈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