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其实有做学问的理想，可是，现实的制度打破了他们的梦想。

　　“十年磨一剑。”我们爱用这样的话来评价一个人对事业的执著，以及最终获取的丰收成果。

　　这样的评价，在过去的大学校园，在国外的大学，还是比较贴切的。十年瞄准一个方向潜心研究，十年内可能默默无闻，一点可以“显示”的成果也没有，在旁人看来饱受寂寞折磨，而在十年后，酿成“惊天大发明”。现在，有这样经历、这种精神的人，越来越少。如果有，只可能是漏网之鱼，因为一般来说，要是长期处于没有产出的状态，他早被淘汰了。

　　这个时代，时兴一年磨一剑，甚至一年磨N剑。要知道，十年，是一届校长任期的两倍半。

　　定指标，领任务，记工分，是领导们最拿手的办法。要在我这里混，一年得交多少货上来。论文、专著、经费、专利，全部折合成“工分”。没完成“工分”，扣钱，甚至走人；完成工分，奖励。大学教授于是被称为“城市农民”。

　　办法立刻显示成效，为了完成这“工分”，大家埋头“苦干”，发论文的找杂志请客送版面费，出专著的买书号“自办”发行，搞经费的大肆公关领回扣……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盘活资源后，有人“埋头”一年写二十几篇各类论文，申请十几项专利，为学校的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也为自己带来诸多好处：位子、房子、票子、车子……

　　如此高的产出率，自然让大家兴奋得停不下来，也带动大家积极上进。有一项调查，是针对25岁以下年轻人的职业态度的，这项调查显示，有超过50%的年轻人，认为自己在35岁前将达到自己的事业顶峰。中国的这股快速成才风，看来要劲吹很长一段时间。

　　快出成果，早出成果，多出成果，于是我们每年有了那么多成果，成千上万项，数也数不过来。也于是我们的国际竞争力，从第24位“增大到”第31位。当然，我们可以质疑2005年5月这份发自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的《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解读中国内地经济竞争力下滑的真实原因》，邬静娜、屈丽丽，《中国经营报》，2005年5月23日。)并不十分科学。

　　对话观点：

　　我们一些制度在逼着老师不能安心于学术。

　　我们现在评价学校好坏，总是说这个学校有多少教授，每年发表了多少论文，出了多少成果，很显然，学校领导就要从这些方面去追求。

　　我们有些学人在追求官位。因为现在只要一当官就有了学术成果。

　　对话人：邓伟志

　　熊丙奇 你认为现在的大学里有多少教师在真正做学问？

　　邓伟志 做学问一定要耐得住寂寞。现在很多人是在追求表面的火热，但这也不能怪学人。我们的社会整体说来有急功近利的趋向。有一次我听一位朋友说，如果他要评教授，学校的指标要求他两年中一定要写出一本书来，这怎么可能呢？即使写出了，质量如何也值得怀疑。另外，本来用更长时间写出，出版后会产生很大社会影响，现在为了赶时间，草草写就，不是破坏了成果吗？我们一些制度在逼着老师不能安心于学术。我们的评估指标有很多大的问题，应当鼓励一些教授能够静下心来做学问。

　　作者补记 美国密歇根大学校长柯尔曼教授说，在美国，当大学校长没有什么权力，你不能命令大家干什么，只有鼓励大家干什么。对于教授，校长一般有两项工作，一是从全世界范围内找来最优秀的教授，二是为这些教授创造最好的工作环境。这种方式，在美国证明很管用，但是在中国管不管用，则要结合中国的情况进行深入的探讨。改革管理模式，不是照搬那么简单。

　　熊丙奇 其实我们的老师和学校领导都知道这种评估会导致急功近利的结果，但为什么要出台这样急功近利的评价指标呢？以前我们曾经把大学校园称为象牙塔，这多少有些贬义，说大学不懂得与社会接轨。但那时大学还是很神圣的，教授还是值得人尊敬的。可现在，社会上对大学和大学教师的议论很多，大家的感受是大学在堕落，大学教授也在堕落，学术在贬值，教授也在贬值，学位更是贬值。我们关心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邓伟志 这首先要从我们的政策和领导上来做一些反思，学人的本质趋向是做学问，但是我们有一些规定逼着他们不朝这样的方向做。比如，现在我们评价学校好坏，总是说这个学校有多少教授，每年发表了多少论文，出了多少成果，很显然，学校领导就要从这些方面去追求。我们必须改变大学的评估体系。大学的评估体系就是指标，指标就是方向。我们现在的评估指标，是由少数人制定的。评估的指标必须拿到社会上进行广泛讨论，征求广泛的意见，然后把它定下来，之后还要不断地修改完善。不断地修改完善当然不是说朝令夕改，而是要有一定的稳定性。指标体系的制订不能太草率，要科学、系统，要完整。

　　熊丙奇 政策靠少数人拍脑袋拍出来，然后却要让教授们执行，这不可能孕育大学校园科学、民主的精神。可是，为什么不科学、不民主的指标体系会在大学校园里出台呢？大学教授们为何不提反对意见呢？校长决定之后即便大家有意见，但是没有人敢说。为什么我们的教授不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