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怀上孩子的消息，除了我们两口子激动不安之外，亲戚朋友邻里街坊也没有闲着。大家伙除了时不时到家里探访，送物送钱帮忙做事外，还七嘴八舌帮我们出主意做分析。

　　有的街坊说：从吴慧娟的各种姿态和气色、饮食偏好来看，这回怀上的一定是个女孩儿。

　　很多人都支持这种说法，不少人都依据了老辈人的经验，还有人拿了书啊、报刊的小文章什么的，来证明他们的推断。

　　“会祥啊，你就等着迎接你的千金吧！”街坊们的口气很肯定。

　　我哈哈一乐，我的态度就是：大家伙说什么我就听着。但是在内心深处，我是不太相信诸如“酸儿辣女”那些个说法的。我们也不刻意去做胎儿性别检测。

　　各种各样的早期教育指导都谈到胎教期间教育的重要性，有很多很好的经验。比起那些全面、科学的育儿经验，我们也提供不出更独特的招术。

　　许多夫妻都比我们幸运，大多数人面对的只是早一点或者迟一点要孩子的问题。像我们这种两口子在生育上遇到麻烦的情况，不好再奢谈什么“母体的强壮”“优育的基础”了。

　　回忆起那段心里七上八下的艰难的日子，我觉得我们两个还是保持了坚强和乐观的态度的。即使医生诊断的结论很不乐观，我们也不急躁，情绪上不低落。也注意不去急病乱投医——夫妻生活中总要面临一些问题，我们两口子的个性都比较强，两个人出现了分歧，有时也红脸，互不相让。但在这个阶段里，我们就特别注意两口子之间千万别吵架，互相给对方以精神上的勉励。

　　婚后五年多都没有怀孕的迹象，要换了别人，情绪上肯定是无比沮丧的。我又是个面子观极强的人，我非常明白，假如我不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两口子很容易“擦”出火来。如果再在原因上互相推诿，那就肯定是错上加错。

　　我抱定了这样一种看法，所以表现得不急不慌，可能这时候外面也有一点闲言碎语（后来张炘炀20个月前都不能说话，人家还在怀疑是不是父母怀孕质量方面存在问题，才导致孩子很久都不能开口说话），我的态度是坦然处之。

　　我们两口子并没有因为医生的诊断结果而灰心丧气，一边积极治疗，一边有条不紊地做准备。

　　产科大夫有一个说法叫“重视受孕瞬间的质量”。我们就当自己没事一样，夫妻两个和和美美，尽量保持情绪上的饱满、轻松。时刻准备着以最佳的状态，迎接那个瞬间的到来。

　　我相信中国古代科学上的意念之说是有道理的，我经常对妻子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们夫妇俩要多读点书，多一点书卷气会“传染”给孩子。玩笑归玩笑，我们还真这么办了。吴慧娟和我不再只读专业书，有意识地找一些陶冶性情的书来看一看，听听音乐，互相还有一些轻松的沟通。

　　在这期间，我还戒除了一些爱好，比如打麻将、和同事一起的饭局酒局什么的。我自己拘着自己发生了一次改变，等到以后张炘炀来到这个世界上，我这个爸爸自然进入了“超级陪伴”的角色。

　　怀孕以后，我们就更加注意情绪上的调控。

　　为这个未来的孩子取个什么名字，也是我们生活中的大事。

　　我这个人比较相信基因遗传，我觉得我这个人身上有一些不太好的性格，会多多少少影响到孩子。

　　最近，我又从电视上看到一位海外华人学者宣讲这种理论，感到比较精辟。这位大学者说：人类的性格和行为，究竟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环境养成的，古今中外争论不休。现在看来两者都有。基因在操纵人类的行为，人类行为也在左右基因的功能，本能与学习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日常所谓的“天分”，指的就是先天的本能，可为后天的学习铺路，所以才有“三分天分，七分努力”的说法。

　　我就感觉到先天的操纵对我有正和负两方面的影响。

　　比如：我这个人胆小，人多的场合比较容易难为情，性格比较固执（有时是好事，认准了理就不再轻易改变，坚持走自己的路，这对做画有好处。但在人际关系上它的负面作用大一点）。我的性格很明显影响到了我的事业前程，光是读书好没有用，读书学知识按照老话来说，当然是出人头地的正途，但在一定的时代环境下，也不是绝对真理。上中小学的时候我有几个同学，上学读书完全是应付父母，敷衍了事，一大早我们一起上学校，可是中途他们就溜了，我在教室里规规矩矩的听课做题，而我那几个小伙伴呢，跑到集市上、供销社里玩去了。等到放学的时候，他们就钻出来跟我一起回家。这样的读书纯粹是混日子，等我考上了大学，我的同学参军的参军，务工的务工，后来纷纷做生意，也发了财。在他们的眼里，张会祥虽然大学毕业，也有个稳定的工作，但在人情世故方面还是没有什么长进。所以他们一见了我，说不了几句话，就笑着指着我：“你这个人啊，怎么还是这么固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