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化隆在《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说：

　　修改后，并没有使林道静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战士的过程更加令人信服。作者为了完成林道静阶级立场的转变，在后增加的8章里安排了正反两种生活教员，让她过两关：为解决对劳动人民本质的认识，让她过郑德富那一关；让她在麦收斗争中认清地主宋郁彬的真面目，从而过阶级斗争这一关。这两关集中一点是过家庭出身关。这样作者就从一定的政治命题出发，把无限丰富的生活做了机械的阶级分析。作者的主观随意性代替了生活的必然性，抽象的演绎代替了活生生的现实，因此严重地损害了林道静的形象。

　　他认为，修改版本增强了对林道静的批判，是作者的一大败笔。

　　张化隆还认为：

　　《青春之歌》第二部不如第一部，入党后的林道静不如入党前的林道静，这原因就是作者已不是把她当成一个普通人来写，已不再把她按照一个小资产阶级女性所固有的生活规律来写，而是过早地把她作为理想化的党员和党的干部来写了。

　　但是母亲则坚持认为：修改后的《青春之歌》更贴近了生活的真实，并非是为图解政治概念，杜撰了一段不真实的章节。相反，她正是从生活的真实出发，补写了林道静在农村等章节。因为“一二·九”运动前后，确实有很多知识分子离开了北京，到华北农村参加了火热的革命斗争。这样的人随手就可以说出很多来。她认为这样的修改补充，对林道静的塑造是有益的。

　　从表面上看，修改后的《青春之歌》更全面了，思想性更强了，更紧跟时代了。按母亲自己的生活经历来说，这完全是真实的。但在不了解那一段历史的人看来，母亲这样做却有迎合政治口号，图解政治概念，随意编造情节之嫌。

　　战争年代，因为极左观念的影响，我们的知识分子干部所遭受的各种考验、磨难，甚至批判远比工农干部为多。似乎知识分子干部天生就比工农干部矮一头，因此必须要拜工农为师，脱胎换骨地改造。母亲的思想也无法摆脱这一历史局限。她诚心诚意地意识到初版的《青春之歌》对女主人公与工农结合部分写得不够，批判不够，立刻补写了一段林道静在农村。这其实也是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她认为这么增加是真实的，也是必要的。

　　虽然母亲也知道有相当一批人对修改本持批评意见，认为改糟了，但她在以后的几次再版中，都坚持自己的意见，没有恢复初版的原貌。她认为《青春之歌》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衡量当时的作家和作品。现在青年人对革命好像不那么感兴趣了，不能为取悦他们就随意删改。一部作品不能变来变去。

　　1991年6月，母亲在《青春之歌》新版后记中说：

　　从1958年底开始，对《青春之歌》的批判，声势浩大，黑云压顶，…… 最后由茅盾、何其芳、马铁丁几位先生写了结论式的长篇文章，《青春之歌》才站住了，才继续大量发行。

　　平安了几年，文革时期，《青春之歌》的厄运又来了！还是那位郭先生，又起来发难。这次《青春之歌》的罪名是“为刘少奇、彭真树碑立传”……

　　1977年，文革结束不久，《青春之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

　　我不能忘记前两年有一位大学生给我写信说，他是在原中学校大批焚毁“毒草”书时，冒着危险，偷偷从大火中抢救出了一本《青春之歌》而读到它的；优秀青年张海迪姑娘，当着魏巍的面，亲口对我说：她也是在文革中连夜偷看残本的《青春之歌》的。他们读后都受到鼓舞，都非常爱它。一本书能得到不同年代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挚爱，这对于一个作者来说尽够了，尽够了……

　　我深知它今后仍然不会一帆风顺，仍然会遭到某些非议。不是么，一位澳大利亚来我国学习的留学生，去年写信给我说，她的老师就曾批评《青春之歌》不该增加农村斗争那几章（不少人都有此看法），问我对此有什么意见? 还有的青年作家，说《青春之歌》是个“表达既定概念的作品”。还有的人说，这小说不过是“爱情加革命”的图解云云。他们的看法都各有道理。我呢，也有我的道理。我推崇现实主义创作法则，我的生活经历，我的信仰决定了我的爱与憎，也决定了我喜欢写什么，不喜欢写什么。这无法更改。我不想媚俗，不想邀某些读者之宠；我只能以一颗忠于祖国、人民，热爱共产主义的心来从事我的创作。　　

　　直到晚年，她都坚持这一态度。

　　但不管怎么说，小说《青春之歌》的影响是空前的。到1990年为止，32年来此书累计发行了500万册，并翻译成英、日、法、德、俄、乌克兰、希腊、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朝鲜、蒙古、越南、印尼、阿拉伯、乌尔都、哈萨克、世界语以及藏文等18种文字。一部反映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能有这么多文字译本，实属罕见。

　　据我所知，在1949年以后新中国出版发行的小说中，《青春之歌》的外文译本之多，名列前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找不出第二本。

　　《青春之歌》成为了共和国一部长篇经典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