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肝部老是难受。4月26日那天，母亲的右肋下面，肝脏部位突然剧疼起来。正巧前两天，她看了一本医学杂志，上面说肝癌的特点是肝部剧疼。死的恐怖立刻抓住了母亲，她无比地绝望。晚饭后，痛得更加剧烈，以至于双脚冰凉，全身没一丝力气。这时，她不得不告诉父亲，让他要车去医院。

　　父亲一听，愣住了，忙问母亲详情。母亲面色惨白，说以前肝部从来没这么疼过，恐怕凶多吉少，得了肝癌。父亲有些慌了，眼睛里噙着泪，赶忙打电话要车。

　　等车的时候，母亲倒不恐慌了。她平静了下来。迅速回想了自己的这一生，觉得自己虽然犯的错误不少，但基本上是个好人。她暗暗作出决定，若到医院诊断出是肝癌，就吃安眠药自杀。她准备好了一瓶鲁米纳。

　　到了中央人民医院，母亲下车后连路都不能走，是用推车给推进去的。

　　但出乎母亲意料的是，医生检查了半天，也查不出是什么病。

　　母亲很直截了当地问，是不是肝癌？

　　大夫说不像是。母亲的精神立刻就轻松了，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当夜就叫母亲回了家。吃了一些镇静药，小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仍然疼。国务院的沈大夫介绍母亲去协和医院，检查了一天，内科、外科都闹不清是什么病，最后妇科大夫勉强说是盆腔炎，打了许多天的盘尼西林。

　　虽然没搞清楚是什么病，但起码不是癌，母亲放了心。她松了口气说：总又可以多活几年了。

　　也是在4月26日犯病这一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上要百花齐放，学术上要百家争鸣。

　　报纸广播立刻开始宣传双百方针，声势浩大。一时间，出版空气变得宽松。母亲在沮丧中，看到了一线希望。她就与张克联系，想把书稿请老战友秦兆阳看一看。

　　1942年母亲在华北联大文学系学习时，秦兆阳当时是美术系的教员，彼此就已认识。从1943年起，两人都在冀中十分区工作，秦担任过《黎明报》社社长，母亲后来在《黎明报》当编辑，两人关系变密切。他的爱人张克，还是母亲给介绍的。自从进北京城后，秦兆阳的名气越来越大，而母亲却还是个一般干部。从1949年到1952年，母亲曾去看过秦兆阳几次，可不知何故，他一次都没来看过母亲。母亲很敏感，以后就不大找他了。所以当中国青年出版社让找名家给看看稿子时，母亲找了阳翰笙，却没去找秦兆阳。

　　1956年春，母亲把稿子给了秦兆阳，请他过目，如无大问题，拜托他把稿子介绍给作家出版社。过了些天，秦兆阳来了电话，说稿子看过了，挺好，没什么大毛病，已经把稿子转给了作家出版社。

　　秦兆阳当时是茅盾任主编的《人民文学》杂志的副主编，他的话有分量。作家出版社果然非常重视，经过认真阅读后，认为这部手稿是一部有分量的作品，想尽快出版。5月底，责任编辑任大心把这个消息通知了母亲，并表示只需对个别的一两处地方做些修改即可——因为要落实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

　　但事情发展到现在，母亲并不着急发表。她根据凡海同志的意见，经过反复思索，认真写出了一个修改方案。任大心把修改方案拿回去研究了之后，同意了母亲的意见，也认为还是争取尽量修改得好一些好。

　　任大心给母亲的时间是6月20日以前改好。为表诚意，作家出版社还预支了母亲一千块钱稿费。

　　母亲的体力发生了奇迹，她竟能每天工作五六个小时，这样改了二十多天，如期在1956年6月20日前完成。全书约40万字，书名最后定为《青春之歌》。

　　随着百花齐放的政策提出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又想起了母亲。编辑张羽给母亲打来电话，问稿子修改得怎么样了？当听说作家出版社要出，他们急了，匆匆忙忙找到母亲，表示他们最先拿到这部稿子，答应也会以最快的速度出书。母亲说恐怕作家出版社不同意，请你们和作家出版社协商。果然，作家出版社坚持自己要出。最后任大心找到母亲，请母亲定夺。母亲觉得还是在作家出版社出好。这是老秦介绍的，又那么热情和重视，还预支了钱。

　　于是，《青春之歌》这部书稿，就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身边溜走，进到了作家出版社。

　　双百方针给文坛带来了一股温暖的春风。很多过去不敢出的作品，这时都有希望出来了。母亲高兴之余，又感到了一丝悲哀。为什么干啥都是一阵风？现在是百花齐放了，《青春之歌》才能出来，如果没有这个政策，还不知拖到哪年哪月。

　　其实，交稿后，离真正出版仍有一段漫长的路。

　　到了这年8月中旬，小说还未付排，因为责编任大心搞审干工作去了，其他人插不上手。母亲的身体又犯了病，思想很苦闷。她想，自己的病这样多，怕是活不多久，看不到自己的书出版了。

　　12月底，母亲又给出版社打电话，询问稿子出版日期。编辑回答：因题材新颖，这部稿子肯定出，但是否延期，还不能肯定。母亲在日记中说：

　　看样子，书出版的可能性还是大……真他妈的，天下事，总不像你想的那么痛快（1957.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