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妃”其人其事，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共同题材，有一千两百年之久了。我曾经用此一故事写作，在二十多年间，计有五次，当然有不同的接触面与不同的形式。而这本书则是全面的，写“杨贵妃”的一生。

　　为了印书，我以一星期的时间整理和校对，自己细心地看了一次，我愿意说：这是我自认写得很好的一本书。不辞狂妄之嫌，我又愿意说：这是一千两百年以来，以“杨贵妃”为文学创作的共题以来，一本最完整和恰当的书。

　　这本书使我敢于自傲——在我从事创作的生命中，这也是我第一次用“自傲”一词。

　　在写作的风格上，《杨贵妃》也有了若干变化，以一个人为中心反映一个时代的方法依旧（这是欧洲的历史小说风格，和中国的“演义”完全不同调）；但在取材方面变了，我想称《杨贵妃》为“历史的小说”而不仅是“历史小说”。“历史小说”大致可以不照顾人物故事的时间、地位以及故实的正确性，“小说”不同于“历史”，在于它能移动若干人事而配合，亦不必理会典章制度上的细节。而在《杨贵妃》一书中，我尽量地考据事实，人与事，努力求其真实，于尽可能求真中再以小说的技术来组织和配合。《杨贵妃》主要人事发展，大致上与当时时事相吻合，正确处超过了现存的正式史书。写作小说，原无如此的必要，而我所以如此做，希望开创历史小说的另一条路。这条路是否适宜、正确，则不是我自己所能许定的。我尝试着，以欧洲历史小说风格而归淳于中国情调，在《杨贵妃》这本书中，我自以为做到了。

　　现代化的中国历史小说，由我具体地开创，在日本和英国，卖书宣导品称我为“第一人”，这“第一人”如撇开作最好的解释而指为开路，我当之无愧，二十多年前，我尝试着以欧洲的历史小说风格有系统地写长篇中国历史小说，当时影响我最深，使我从事摹拟的人，第一个是德国的历史小说作家勃鲁诺·法兰克（Bruno Frank），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他的作品风靡一时，开创德国文坛写作历史小说的热潮。其次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小说家米契生夫人（Mrs. Naomi Margaret Mitchison）和十九世纪末名气很大的英国历史小说家韦曼（Stanley John Weyman），以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享名的格兰扶斯（Robert Graves）等人。我曾经尝试着以法兰克的风格作为基础汲取早期的韦曼、近期的（三十和四十年代）格兰扶斯，再加上十九世纪英国现实主义作家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的手法，用来写我的历史小说，二十多年来，我有过失败的作品，也有过自己满意的作品，以《杨贵妃》一书而论，我大致能超越韦曼和脱出了法兰克的藩篱，不再是摹拟而有了我自己的以及中国的。

　　我自行推荐《杨贵妃》这本书。

　　《杨贵妃》是先在报纸连载的，连载之前，我作有两篇“前记”：一、杨贵妃，中国历史上最特出的女人；二、马嵬事变和杨贵妃生死之谜。这是论事和考据性的，在写作时很用了一番工夫，如今作为“附录”。

　　其次，在报纸上发表时有“第九卷”，那是传奇，于第九卷之前即已说明，现在作为“外传”。“杨贵妃”故事似乎应该在马嵬驿结束的。“外传”的故事不忍弃之原因是：我曾为此“传奇”而在日本像傻瓜那样从事搜访——搜访并无实际的获得。

　　《杨贵妃》一书于一九七二年秋末动笔，次年夏完成，中间有五十多页是在伦敦写的，其余则在香港写的。

　　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