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子虽然没能发表，但恽先生的亲笔信对他的鼓励和影响巨大，可以说，引导他走向了文学生涯，父亲对恽先生是怀着知遇之感的。还有一件事，也须特别说明，就是在这次投稿中父亲署名是“愁花恨水生”，1914年，他在汉口再发表文章，就只用了“恨水”二字，这本是李后主词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句中的字，这个名字曾引起读者的兴趣和猜测，直到现在还有人和我说起“恨水不成冰”的故事，而且版本众多，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东野大伯对父亲还有个重大的影响，那就是介绍父亲到“文明进化团”去演戏，这真是开玩笑，他怎么会演戏呢？然而历史有时就是会开玩笑。民国初年，许多留学学生和年轻的知识分子，都喜欢演新戏（早期的话剧）和组织剧团，东野大伯在1914年左右，已经是响当当的“红角”了，他的艺名“张颠颠”在江南一带，几乎无人不知，以后他又改名“张愚公”，是剧团的台柱。

　　1913年7月，爆发了孙中山领导的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蒙藏垦殖学校也因而解散了，父亲再次失学，东野看父亲飘流不定，就把他介绍到“文明进化团”。该团的主持人是著名话剧艺术家李君磐先生和陈大悲先生，李先生欢迎父亲去，倒并不一定要父亲演戏，知道他文笔好，可以帮着搞宣传，写说明书，月薪初步定为30元，这是有名无实的，根本拿不到钱，不过剧团的伙食相当好，不必为每日三餐发愁了，生活也相当丰富，以后又参加了苏州的“民兴社”，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如刘半侬、徐半梅、黄秋士、钱化佛等，他们很投缘，保持了深厚的友谊。这些父执，都值得介绍，他们在学术上都各有建树。刘半侬先生，后来把“侬”字的“人”去掉，由半个我成了半个农，是著名语言学者、文学教授，后来同住在北京，时相往来，父亲1931年创办“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时，曾经邀请刘先生任教，刘先生称父亲为“大小说家”，并在对学生的演说中说父亲是“当今的小说大家”，说他的小说成就“超过了李伯元、吴趼人、曾孟朴那些人”。①由于刘先生的介绍，父亲又认识了他的令弟刘天华先生，父亲曾不无得意地对我说过：“我的月琴，是刘天华教的。”

　　徐半梅先生是清末留日学生，与李叔同、欧阳予倩等组织“春柳社”，演出早期话剧，不演戏后，寓居上海写小说，这便是大家所熟知的著名滑稽小说家“热昏十年斋主”徐卓呆是也。说起卓呆二字，也是很滑稽的，这是徐先生的游戏之作，他是苏州人，在吴语中半和卓发音是相同的，呆又是“梅”字古写“槑”的一半，徐卓呆即徐半梅，哪里是卓而又呆，分明是聪而且慧，他的作品有《乐李阿毛外传》、《何必当初》等。

　　陈大悲先生，著名的话剧表演艺术家，戏剧教育家，和父亲在北京《世界日报》同事，以后又创办了北京第一所学习话剧的艺术学校，名称似乎是“爱美戏剧专科学校”，因手边无资料，记忆以及，不免有误，这个学校为北京培养出了不少早期的话剧人才。

　　钱化佛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当过京剧演员、话剧演员、电影演员，最后又致力于绘画，成为著名画家，代表作为《大禹治水》，长达五六丈，一生主要画佛。

　　黄秋士先生是当时名噪大江南的演员，曾到北京城南游园演出，轰动一时，此人也能诗，但不幸中年夭亡。

　　父亲在“文明进化团”时，他第一次粉墨登场演出《落花梦》中一个生角，大家还相当满意，就是觉得他说话太快，有些慌张，又是一口江西加安徽口音的“官话”，观众听不大懂，后来居然演过《卖油郎独占花魁》的小生主角。父亲在剧团的时间虽然不长，也是“玩票”的性质，但由于剧团的流动性质，使他有机会到各处走动，接触了各阶层的人，积累了丰富生活，对他的创作，有很大的帮助。比如，他喜欢在小说中，设置悬念和戏剧冲突，刻画人物，又往往喜欢用小动作来提示内心世界和性格特点，这些都得益于他的舞台生活，他自己曾公开地说：“当我描写一个人，不容易着笔的时候，我便对镜子演戏，给自己看，往往能解决一个困难的问题。”①无独有偶，据说英国的狄更斯也有此习惯，在外国作家中，父亲最喜欢狄更斯，这真是有趣的巧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先生有言：“张恨水也可能是中国的狄更斯。”夏先生真是父亲的文学知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