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东野大伯、耕仁伯父的相片，使我想起了父亲那鲜为人知的往事，他在青年时代的趣闻，让我在含泪的微笑中，又发出了敬佩之情。这些极富浪漫情节的故事，是和东野大伯、耕仁伯父、张楚萍先生紧密系在一起的。他们三人和父亲的关系，正所谓“平生风义兼师友”，在父亲极度彷徨，百无聊赖之际，是他们给了他诚挚的友谊，温暖他，安慰他，帮助他，使父亲有了自信，看到了希望。他们是父亲的引路人，可以说是他们和父亲共同“挖掘出了张恨水才华”！

　　东野大伯是我二祖父的长子，也是曾祖的长孙，长父亲六七岁，他们的童少年时期是一起渡过的，他对父亲的帮助、教育很大。父亲对他也相当敬爱，他们不仅是兄弟，也是患难与共的朋友。父亲曾对我说过，他和东野大伯的感情，比亲兄弟还要亲。东野大伯民国初年在上海警察局当区长，觉得父亲天资过人，这样在农村荒废下去太可惜了，于是让父亲到上海去求学，祖母为了父亲的学业和前途，筹措了一笔钱，父亲于1913年的春天，到了上海。父亲初次来到上海，他无心游览十里洋场的繁华，借住在东野大伯的浦东六里桥衙中，闷头读书，准备考学。此时，恰逢孙中山先生办的蒙藏垦殖学校在上海招生，父亲原来在南昌甲种农业学校学习，便高兴地去报考，榜发，高高得中，满心喜悦地去上学了。

　　蒙藏垦殖学校设在苏州阊门外盛宣怀的家祠里，环境幽美，是读书的好地方，校长由著名的革命党人、上海都督陈其美先生兼任。父亲在苏州，因为穷，不能像同学们那样悠哉悠哉去狮子林、虎丘、寒山寺探幽访胜，更不能去听评弹、上茶社、吃小吃，他只能将心中的若闷，诉之于诗文，父亲的文笔，使垦殖学校的不少同学倾倒。他们劝父亲改走文学这条路，早作良图，父亲那时穷得一文不名，能作什么“良图”呢？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旖旎风光，使他深深喜欢上了这座江南水城，他漫步小桥流水，了解文风民情，陶醉在苏州特有的江南风韵中，并且学会了莺声呖呖的“吴侬软语”，使他在书中刻画江南人士时，能说一口道地的吴语。

　　在苏州，还有一件影响父亲一生的事情，由此种下文字因缘，那就是他的第一次投稿。父亲虽然清贫，但积习难改，每个月总要节衣缩食地省下两角钱，买一期《小说月报》看。他偶然在杂志的封底看到该社征求稿件的启事，并声明每千字3元。这个诱惑对他太大了，一方面是性相近，喜欢文学，人人都说他有文才，不妨试试；另一方面是穷，他需要钱。于是趁着学校闹风潮停课之际，就在理化讲堂上偷偷地写起应征小说来。父亲穷三日之功，写了两篇短篇小说，一篇是《旧新娘》，文言的，有3000字，写一对青年男女的婚姻笑史，是喜剧。另一篇是《桃花劫》，白话的，约4000字，写一个孀妇的自杀，是悲剧。稿子写好了，就悄悄地邮寄到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编辑部。他并没有幻想到会选中，因为在当时，他认为在《小说月报》发表文章的，都是了不起的大文豪，一个17岁的毛头小辈，怎能侧身其中呢？事出意外，四五天后，在父亲寝室的书桌上，放着一个商务印书馆的信封。父亲在大吃一惊之下，有些忐忑不安，想着一定是退稿信，又盼着不是，于是小心翼翼地拆开来看，不是退稿信，居然是主编恽铁樵先生所写的亲笔信，字迹很工整，信上说：“稿子很好，意思尤可钦佩，容缓选载。”父亲高兴得几乎发了狂，一个一文不名的无名后辈，居然可以和大文豪在一起发表文章，这本来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境，一下子成为了事实，真是心花怒放。他实在遏止不住心头的高兴，告诉了要好的同学，同学也为他高兴，父亲此后还和恽铁樵先生通过两封信。但是，且慢高兴，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一直等了10年，直到恽先生离开了《小说月报》，稿子也未见登出，这是父亲的第一次投稿，用他自己的话说，也是“作品的第一次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