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与极其敏感又极其重要极其政治的题材相比，它的作者还是太年轻了。小说说不定与他本人一样有营养不良与发育不足，有孱弱与过敏，有钙和西斯敏的缺失。它的气象并不宏伟，它的自信并不坚决，它的分析并不面面俱到，它的展示并不有力，它的思辨并不分明，它在一个强有力的时代，在一个相信斗争，相信实力，相信意识形态决战的时刻，在一个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为圭臬的时刻，在核武器、北大西洋公约与华沙条约、暴力革命与坚信战争不可避免的年代，在镇反肃反、土改反霸、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清理中层……万众一心铸造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的当儿，在一个大气磅礴然而粗糙得出奇的年月，嘀嘀咕咕地诉说两个一知半解、脉脉含情、纯洁无用、善良软弱的青年人的小小昏话……这不是荒谬的吗？鸣乎哀哉，夫复何言！

　　我曾经开玩笑说，用小说克服官僚主义吗？不，还是用官僚主义克服小说更方便更可操作。这里需要的是另外的尺度，另外的价值判断，另外的说法。

　　如果不是用反对什么克服什么的标尺，（尽管在作品的一些层面包含着反对什么不反对什么的含意，）而是用阅读的角度，沉吟与遐想的角度，参考、自慰与益智、怡情的角度，从心灵的共鸣与安放的角度，从审美和形象思维的角度来看呢？什么都克服不了的小说却在“克服”（谁让王蒙这样习惯于用这个特定年代的词儿呢？）着衰颓（这个词我在《青春万岁》里就事出有因地使用了，即老化）、克服着无动与衷与得过且过，克服着遗忘与淡漠，克服着乏味与创造力的缺失，一句话，小说想留下青春。小说不是什么有力量的存在。小说作者在许多情况下属于弱者，强者可以从政从军从商却看不上从文。小说的仅有的力量在于打动人心，供读者一恸、一哂、一惊、一皱眉或者一笑。小说的可能性是通过打动人，多多少少地，常常是少少地，快快慢慢地，常常是慢慢地，影响一下现实。有时候夤缘时会，小说也能红极一时，闹轰一通，时过境迁之后，你才知道那对小说与它的炮制者并非幸事，也绝对不能持久。

　　革命需要文学，需要文学的理想、批判、煽情鼓动。文学心仪革命，心仪革命的理想主义与批判锋芒，马克思说得多么好啊，无产阶级要用大炮来批判旧世界，叫做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文学也心仪革命的悲壮与浪漫，道德完成与自我牺牲。青年爱文学也爱革命，青年是革命的先锋，有时候还成为主力。革命使苦闷的、燃烧的、急躁的与诚挚的青春目标明确，阳光灿烂，想到就做，透体充实。然而革命也不会永远欣赏青春的空洞与摇摆，偏激与狂热，眼高与手低，脆弱与情绪化。而青春呢，当它发现革命的实际非常实际，革命的浪漫并非永久，革命的应许并非毫不走形地兑现百分之百，尤其是您哥儿几个设想的革命梦并非就是革命本身的时候，它会咕叽些什么呢？它会闹腾些什么呢？它会神经些什么、思考些什么、选择些什么呢？

　　那么，给他们几篇像样的小说读读吧。在一个全民欢呼好几年了的伟大崭新的地方，让我们也听一听各种内心深处心灵深处的潜流一般的声音吧。

　　这就是时过半个世纪，作者本人对于Different style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夫子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