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严厉，一骂二打，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长大，我生性腼腆，言辞木讷。同大多数关中汉子一样，不习惯问候“你早、你好”之类的文明语，又觉得问“你吃了吗？”之类太俗，似乎人家经常受虐待，饿着肚子，于是遇见熟人莞尔一笑，便是最好的招呼。而那时的一笑，脸部的肌肉就会被斜斜地拉向一边，本意友好热情的笑颜忽然变成讽刺与挖苦的鬼脸，比四川绝技“变脸”更绝。听说这种病要看中医，喝毒蛇、蝎子、蜈蚣等毒物煎成的中药，以毒攻毒，再配合针灸，方能见效。可人们常说吃啥补啥，我担心自己喝了毒药，真的变得“心如蛇蝎”，治好了脸，医坏了心，岂不更糟。再者我虽为中国人，对祖国医学却不怎么感冒。一是中医疗程长，见效慢，不如西医刀子、剪子，快刀斩乱麻来得干净利落；二是没有精密仪器，仅凭大夫望闻问切，倘大夫手感不好，视力欠佳，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谬之大焉！我有一位同学刘英刘博士，在北京中医学院苦读八年，取得中医学硕士学位，却又改行到北大攻读古汉语博士，我曾问他对中医的感受，他笑而不答，显然怕露出马脚不敢面对。基于对中医的成见，我未看医生，自己揉着、捏着，竟然不治而愈，看来再过几年我自己也可以改行开个专科门诊了。

　　常言道：夫妻无隔夜之仇。童谣也唱：“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两口打架不记仇，白天共吃一锅饭，晚上同枕一个枕头。”而我们却记仇了，而且是敌我矛盾，不共戴天。

　　在众人的劝说下，过了几天，我接她回家。在外人眼里，一切都成为昨天，风平浪静，和好如初了。事实上冷战时期刚刚开始，白天互不搭理，夜晚分床而眠，中间划定“三八线”，各自坚守自己的阵地。这样过了一个多月，进入数九寒天，天寒地冻，工地相继停工，我在家里的时日越来越多，四目相对，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常常默默无言，尴尬万分。

　　一日，她的朋友来，说在西安找到了工作，帮别人站柜台卖衣服，邀她同去，征询我的意见时，我未置可否，算作默许，心想出去走动走动，换换环境，岔岔心情，也未必就是坏事。

　　然而，果真成了坏事。

　　她妹妹在市保险公司当接线员，离她站柜台的地方不远，有时晚上回不来，就宿在那里，我也很放心。但是后来，回家的时日越来越少，甚至过春节亦未见，而我放在家里的现金往往不翼而飞。我以为她拿去还了其表哥的账，欠账还钱，天经地义，我不以为意。

　　开春后的一天，我收到甲方一万元现金准备购料，刚放在家里两天，第三天去取，不见了踪影，因数额巨大，我不敢懈怠，急忙去找她表嫂，她表嫂说已经很长时间没见她的面了，账是分文未还。我又打电话给她妹妹，她妹妹说几天都未上她那儿去了，听说与人合伙做服装生意去了广州。可半月后她回来，生意未做成，钱却花得精光，气得我当时更换了门锁。

　　我使出浑身的解数，拉了一屁股烂账，好不容易成家立业，我想珍惜，并非不想和好，感情这东西勉强不得，强扭的瓜不甜，我也别无良策。在许多人，包括她的父母、弟弟、妹妹多次做工作无果的情况下，我对她发出最后通牒，要么回家好好过日子，既往不咎；要么好聚好散，干脆分手，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当我的孤家寡人——这种有老婆与光棍汉一样的日子我早就过够了。

　　她未置可否，依然我行我素，事情就一直拖着。然而，事不过三，我的忍耐也有极限，拖过将近一年，这样耗着，损人而不利己，到1996年4月，在财产归她，债务归我的条件下协议离婚，我又成为自由身，快乐的单身汉，哈哈！嗨嗨！啊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