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王老师的疑虑已经跨出了国界，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王珍芳老师，曾经给了我慈母一般的爱。由于个人爱好，我喜读课外书，在昏黄的灯光下，损坏了眼睛，我年幼无知，孤陋寡闻，一直没有意识到视力问题，那时也少有近视一说。读初中时，我坐在后排，看不清黑板，学习成绩下滑。王老师觉得很蹊跷，几次找我谈心。我感觉自己学习不如人，不好意思主动提出要求，如此反复多次，老师最终弄清了原委，立即将我的座位调到了前排。我也不辜负老师的厚爱，学习迎头赶上，老师亦倍感欣慰。

　　我是单亲家庭的孩子，人多劳力少，学校离家又远，生活一直很困难。王老师在生活上也处处关心我，每逢周末，便主动将自行车借给我，方便我回家与返校。

　　大学时，我常给老师写信，谈理想，谈抱负。王老师也常回信勉励我，告诫我。但是，在毕业后的这十几年里，自己蓬头垢面，窝窝囊囊，活得不像人样，无颜再与老师联系。其实我知道，恩师就在西安市二十六中，她对我期望太高，我辜负了她的一片苦心，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1981年初中毕业，按照我的中考成绩，完全可以进入县级重点高中。但由于家境贫寒，我最终选择了离家较近的普通学校——引镇中学，就是现在的长安六中。在这里，我走读上学，一方面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帮家里干农活，另一方面吃住在家也省却了不少的费用。

　　引镇中学培育了我，但实话实说，我对学校印象不佳。

　　我参加的第一次全校大会不是开学典礼，欢迎新同学，而是一位老师的追悼会。大会是由一位据说是悔过自新、重新做人的造反派头目主持：

　　“第一项，全体起立，默哀五分钟，奏哀乐！”

　　话音刚落，本来悲悲戚戚的气氛忽然变成哄堂大笑，校长叫“乐”，大家岂敢不乐！原来主持人竟将“音乐”之“乐”读成了“快乐”之“乐”。

　　“就这水平，还当校长？！”大家背后议论纷纷。

　　引镇比邻蓝田、柞水县，是长安东部塬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农历三、六、九逢集，商贾云集。引镇中学始建于1953年，是长安县设立最早的三所完全中学之一，历史上也曾人才辈出。高考制度恢复后，部分优秀教师纷纷告别穷乡僻壤，举家迁往大都市，享受城市生活去了。到我们入学时，教育质量已日见衰微，今不如昔了。

　　街面上的人有优越感，刁蛮、任性，学校管理也有漏洞，那时没有保安，门卫是位退了休的老教师，待人诚恳，脾性谦和，是个老好人，但对地痞流氓，如秀才遇见兵，无可奈何，街痞随便出入校园比在自己家里还便当。学生为了免遭骚扰、欺压、勒索，往往拉帮结派，寻找靠山，这就更助长了一些街痞无赖的嚣张气焰。

　　有这样的大环境，校园内的小环境也如出一辙。高年级欺负低年级，离家近的欺压离家远的，宛如旧时的上海滩，形成种种帮派势力，打架斗殴严重。记得有一次，两位高年级同学李某与赵某，为了争夺“霸主”地位，展开决战，在校园内大打出手，老师们管不了，躲得远远的，却引得不少学生围观瞧热闹。

　　几十个回合不分胜败，战至半酣，赵某随手操起半截砖头砸向李某，说时迟，那时快，李某闪身躲过，砖头砸在教室门上，反弹过来，落到一位围观同学的头上，该同学手捂伤口，顿时血流如注。赵某稍一愣神，李某抓住战机，一个健步冲上，按住赵某后背，使出浑身力气，猛击一拳，赵某当场吐血。李某一拳定乾坤，从此确立了“龙头老大”的地位，前呼后拥，好不气派。

　　引镇街道分东、西、南三个堡子和北街，共四个行政村，开放搞活之初，禁锢已久的乡民如初出牢笼之鸟，有事无事总爱在集上闲逛瞎转悠，集市贸易活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引镇街道在东部塬区率先富了起来，村民们手里有了便当钱，便大兴土木，而引镇中学的学生，为了在校外寻找靠山，自然而然地成为免费的小工。

　　校风的根本好转缘于一次偶然的机缘。

　　两位同学课间嬉戏，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你来我往，互不吃亏，不久恼了，一位同学出手偏重，打在对方的小腹上。挨打者顿时手抱腹部，萎缩于地，虚汗不止。旁观者急送镇卫生院，结果内脏出血，不治而亡。公捕公判大会就在学校的大操场举行，尽管打人者属于过失伤人，但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伤人者难逃法律的制裁，师生们则从中汲取了血的教训。

　　恢复高考制度之初，农村中学外语教师短缺，开设英语课程较晚。为了完成教学计划，老师拼命赶进度，同学们如听天书，有的同学跟不上，干脆自动放弃了，杨余利便是其中之一。

　　杨余利的父亲是个小木匠，有手艺，家境好。杨余利上学时，手表、自行车一应俱全，家庭条件优越，把读书升学当作谝闲传，据说家里还给他订了媳妇。语文老师常常教诲我们，长大以后要当什么什么“家”，不要做什么什么“匠”，我们便看他，扮鬼脸，吹口哨，他便脸红，大家哈哈大笑。我买了一部小收音机，收听英语讲座，他老跟我争抢，偏要听秦腔、流行歌曲。他学了三年英语，识不全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单词仅会写一个“English”，还读成“外国里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