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重新提起被迫搁下十年的笔。他不愿做“社会名流”，只愿做“一个普通的作家”。并多次表示：“我要为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一九七七年，巴老已经七十三岁高龄。当时，他打算写到八十岁，也就是再写七年。以后巴老订了一个写作计划：一、每年写一本《随想录》；二、写两部反映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遭遇的小说；三、写一本《创作回忆录》；四、把一百几十万字的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翻译完。文艺界的许多朋友和众多读者，都被巴老这种精神感动，纷纷表示钦佩。

　　然而，我却有过一点不同的想法和意见。

　　简单地说，我认为巴老最好把精力集中在创作上，翻译《往事与随想》可以放后一点；如果精力不足，可以放弃，将来别人还可以翻译。我并不是不知道巴老对赫尔岑作品的感情。早在一九六三年，《译文》杂志就发表了巴老所译的两则赫尔岑的回忆。巴老打算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的设想，曾得到鲁迅的赞同。新中国成立后，巴老翻译过赫尔岑的《家庭与戏剧》。十年浩劫期间，巴老遭受迫害，无权从事创作，悄悄开始翻译《往事与随想》。当时，巴老并没有想到出版，只打算以后把译文送给国家图书馆，“对少数想了解十九世纪前半叶欧洲和沙俄各方面情况的人也有一点用处”(一九七五年三月三日给我的信上所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在《一封信》中写道：

　　我每天翻译几百宇，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横行的法西斯专政，我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

　　尽管如此，我仍认为巴老的创作是别人不能代替的。在有限的时间里，创作与翻译，他最好有所取舍我逐渐发现，不少朋友与我有相同的看法。我认为自己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几年来向巴老作过多次建议。巴老是我的四爸，他对下辈一贯持平等的态度，所以我可以无顾虑地和他讨论(甚至争论)。

　　最初，巴老回答我：“我可以完成计划。”我则强调时间有限，要有取舍。彼此都没有说服对方。

　　几乎每一次见到巴老，我都要设法谈到这个建议。有一次，巴老说：“我的计划已经公开，国内外都知道，说了话要算数!”我知道巴老讲信用，但并没有把我说服。我又陈述自己的看法：“从实际出发，变更一下自己的计划，并不是不可以。”我突然找到依据，说得更带劲了：“宪法可以修改，国民经济计划可以调整，个人计划为什么不可以变更呢?”巴老慈祥地笑了，但并没有同意我的建议。

　　我是个“顽固分子”，一有机会到上海又向巴老提出这个建议。翻去复来地讨论，巴老说：“我翻译赫尔岑的东西同时也是学习，不断充实自己。我不认为自己可以不学习了。我要像海绵汲水一样汲取知识。”听了巴老这段话，我找不出理由来反驳他，反而感到自己受了启发。

　　回到成都，我重读了巴老的《〈往事与随想〉(第一册)译后记》。巴老翻译是为了学习的意图，在这里说得十分清楚。

　　《往事与随想》可以说是我的教师。我第一次读完它是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五日。那天我刚刚买到英国康·加尔纳特夫人翻译的英文本。当时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还没有写成。我的经历虽然简单，但是我的心里也有一团火，它也在燃烧。我有感情要发泄，有爱憎需要倾吐。我也有血有泪，它们要通过纸笔化成一行、一段的文字。我不知不觉受到了赫尔岑的影响。以后我几次翻译《往事与随想》的一些章节，都有一个意图：学习，学习作者怎样把感情化成文字。现在我翻译《往事与随想》全书，也不能说没有这样一个意图，我要学习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从此我记住了巴老的两个“最后一息”：一个是“为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一个是“学习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长期以来，我工作中事务主义严重，一天忙到晚，学习抓得不紧。每当再出现这种情况时，我常想起巴老的“学习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于是又挤出一些时间，打起精神，读读那些能鼓励我上进和能增添我知识的书。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