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去世，对大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几十年来，特别是伯伯去世以后，大妈只能从外婆那儿得到爱抚。过去，外婆给大妈吃的东西，大妈总是带回来给我们几个吃。以后外婆一定要大妈当着她的面吃掉。而且说：“玉，这一次你就自己吃吧!”就这样，大妈还要剩一点给我。真是天下慈母心!外婆去世后，我赶快接大妈到重庆来散心。大妈到了重庆，第一次看见她的孙女李芹，听见她叫“亲婆”，自然会减轻些痛苦。大妈说外婆是老死的，油干灯草尽，没有痛苦；遗憾的是她没有给外婆送终。
大妈来自旧社会，但她并不迷信。一九六二年，大妈跟二姐住在外东新桂村二楼。我那时在简阳县参加“四清”。有一天，她爬到书桌上去开窗子，不留心竟摔到楼下，把几个姐姐和我爱人吓坏了。幸好没有出大问题，仅把腿部的韧带摔坏，不久即治愈。周围的邻居说：“聋婆婆人好，命大，摔不死。”大妈笑着对我们说： “我不信这些。万一我摔死了，我就不是好人呐?”大妈的内侄张汉臣常来看她，有一次谈到死，大妈说她怕火葬，怕被烧痛。事后大妈又对我们说： “其实，人死了，哪还晓得痛不痛啊!”过去大家庭里的规矩多，过春节时只能说吉利的话，很多忌讳。一九七二年我们从河南干校回来探亲，大年初一，我儿子李斧与亲婆开玩笑，竟用手比划表示他要“上吊”。我怕大妈不高兴，立即警告儿子，不许他做这些动作。没想到大妈不但没有责备孙子，自己也做了一个“上吊”的动作。
大妈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解放后，我们几姐妹的工作经常调动：大姐调重庆，三姐调福建，四姐调北京和广西，我调重庆。大妈知道应该服从革命需要，从来没有阻拦。以后除三姐外，我们又调回成都。三年困难时期，大妈毫无怨言。她按照当时对干部的规定，不上馆子吃东西，还在她住房楼下的空地上开了一小片地，种上蔬菜，以补不足。大妈那次从楼上摔下来，正跌在这片松土上，没有重伤。以后经济情况好转，日子过得好一些。一九六四年初组织通知我和我爱人调北京工作。大妈当时和我们住在一起，祖孙三代共享天伦之乐，这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时期之一。突然又要分离，我心里很不痛快。动员大妈和我们一起去北京，她又舍不得故土和几个姐姐。商量结果，大妈同意我们先去，以后她来北京玩。大妈努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仅在二月三日那天，指着日历对我说：“我希望日历到今天就不动了。”我把大妈的话记在当天的日历上，这张日历到现在刚好保存了三十年。我们到北京以后，二姐和四姐为大妈准备了皮衣，大妈也打算来北京看我们，可是“史无前例”的浩劫发生了。
大妈当然无法理解所谓“文化大革命”。我三姐夫在福建一所劳改场当场长，犯人起来造反。他和三姐遭到残酷的阶级报复，好在大妈不知道。我在北京靠边站、关牛棚，被打翻在地，两年多没有给大妈写信。大妈意识到我在受“审查”，但我患难与共的妻子定期给她写信和寄钱回家，多少给了她一些安慰。二姐和四姐是当权派，受审查、被斗争，不可能完全瞒过大妈。大妈凭报纸知道一些“革命道理”，她相信应该“维护毛主席革命路线”，多次要二姐、四姐“好好检查自己”，快一点“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一九七一年我从干校回成都探亲，大妈知道我恢复了组织生活，显得很高兴，问我的觉悟提高了多少。天知道我该怎样回答!我不敢讲真话，又不能拒绝回答，只好开玩笑在纸上写：“提高了百分之八十。”大妈似乎理解我的难处，笑着说：“希望你继续提高。”属于她子女的问题，大妈并不太计较。使大妈困惑的，是老一辈革命家的遭遇。
解放十七年，大妈对老一辈革命家十分尊敬。可是，十年浩劫，是非颠倒，乱了，什么都乱了，谁也给她解释不清楚。刘少奇是国家主席，邓小平是党的总书记，这两位革命领袖一下变成“打倒”对象。大妈能理解吗?林彪是“副统帅”，天天要祝他“永远健康”，又因谋害毛主席未成叛逃摔死。这是怎么一回事?“人才难得”的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人民群众拥护，但又是什么“右倾翻案风”，被撤销一切职务。谁在故弄玄虚?周总理、朱总司令、毛主席先后逝世，大妈和人民群众一样，感到悲痛。“四人帮”被粉碎，万众欢腾，我们才敢向大妈说明真相。她非常高兴，但她悄悄问我：“江青是毛主席的妻子，她为什么敢做坏事?”给贺龙、彭德怀、刘少奇平反，大妈都拥护，但必然要导致她对毛主席不理解。有一次，我儿子大胆给大妈讲，毛主席也有缺点。大妈大吃一惊，要我告诫儿子“不要乱讲”。我趁此给大妈写了一段话：“毛主席是伟大领袖，是人，不是神。他有很多功绩，但也有缺点和错误。文化大革命就搞错了。”大妈半信半疑，这个弯子她不是一下就能转过来的。
仅仅三四年，经济生活大有改善。大妈从几个儿女和周围的人身上，看到人们心情舒畅和新的工作热情。她的孙女、孙儿和外孙，大多参加工作。大妈和孙辈的关系极好，孙子辈可以叫她“老张”，可以和她开玩笑。外孙李舒帮外婆买点心，自己起码要吃一半。李舒拒不承认。实在没有办法，就说：“我要不去买，你们连那一半都吃不到。”剩下的点心，大妈真心实意地留给每一个孙子，而且要让他感到亲婆(或外婆)最爱他，是特意留给他的。这些孙子互通情报，发现每一个都是被“最爱”的，便和亲婆(或外婆)开玩笑，说她“一根骨头哄几条狗”。我儿子李斧强迫教亲婆说英语，她便用中文说“阿都那提罗”(1 do not know)。大妈生性乐观，形势一好，幽默感就更加显示出来。有一次，大姐为一件小事不高兴。大妈当时没有说什么，隔了一会儿，大妈摸着大姐的脉对她说，要给她开副药方。大姐莫名其妙地问开什么药方，大妈说：“平肝!”我一九七三年调回四川成都，在出版社工作，离大妈住地(她和二姐住在人民南路)很近，几乎天天去看她。正因为经常去，每次去就不可能有很多新话题。我一去，总是先在纸上给大妈写：“你好不好?我这几天很忙。李斧来看过你没有?”大妈对我简单的谈话，很不满意。有一次，她对我说：“你最好刻一个图章。”我不理解大妈的意思，申明我已有图章。她说：“你每次来，只有这几句话，不如刻一个图章，来了一盖就行，省得每次都写。”我这才知道大妈在“挖苦”我。大妈还经常告诫我，要多去看她，否则将来她“没”了，我要后悔。有一次，我听说大妈病了，淋着大雨去看她，她很高兴。我为了“报复”，写了四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