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真正做到这四句话是有斗争的，有时甚至是相当困难的。这不仅要和自己的坏思想、坏习惯作斗争，还要和外界的某些干扰作斗争。十年浩劫时期，我靠边站了，被关进“牛棚”了，被加上了各种诬陷之词。我对一般青年人的偏激情绪，并不介意。个别抱有其它目的的人，用威胁、诱骗等方法，逼迫我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或什么小爬虫，逼迫我揭发谁是特务、谁是反革命时，我没有唯命是从。说实在的，当时我经常想到的就是“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不用说，我四爸在十年浩劫一开始就被打倒了，我不愿在这里来历数那些强加在他头上的罪名。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即使我还没有被解放的时候，我仍听到不少正直的人为他鸣不平。一九七三年，我从北京返回设在河南的五七干校，曾悄悄绕道上海去探望了四爸。那一次，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深谈，但能见面已经是幸福了。我转达了一些老同志对他的关怀和尊敬，企图以此安慰他老人家。晚上，我住在他家里。当时楼上的屋子还没有启封，他要我和他睡在一张床上。我打鼾比较厉害，有意让他睡着了，然后我才睡。他不久就入睡了，但我躺在床上，辗转不能入眠。我想起早在一九三六年，鲁迅就称他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呢? …… 他不时转动身子，不知他梦见什么。我深切期望他能摆脱这不幸的处境，但我自己也不知道那黑暗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粉碎“四人帮”以后，四爸恢复了名誉，又焕发了青春，夜以继日地为人民写作，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我们有过多次见面和深夜长谈，这里就不记叙了。有一次，我突然想起他给我写的四句话，便总结似的向他汇报说：“第一句是用功读书，我在学校时没有做到，离开学校以后才有了自觉性。第三句是讲真话，我基本上这样做了，但也讲过某些违心的话。第四句是做好人，这是奋斗目标，还要不断努力。”我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只有第二句话放心玩耍，执行得最好!一贯如此。”

　　四爸一边听我讲，一边慈祥地笑了。

　　我也笑了，为自己所讲的最后一句话。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