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医院作了一个规定，告诫我们，必须让他绝对休息，不念文件、不读报、不作汇报、不听新闻。他知道了以后，说：“医生是好意，我一生革命，怎么能啥也不干光休息啊。再说人的脑子，不想这个事，就想别的事，总要想问题。你们给我说点事，这是精神食粮，与其让我胡思乱想，还不如给我说点事。”

　　我们不断给医生反映，医生“妥协”了，但规定不向他汇报任何事情，可以看看新闻，听听文件，每次不准超过半个小时。

　　4月2日，301医院发出病报：聂帅心力衰竭，病情危重，随时可能发生意外。

　　4月3日那天，江泽民总书记给我打来电话，要我积极动员父亲住院治疗，但不可勉强。因为他要去日本访问，不能前来探望，让我代为问候父亲，祝他早日康复。

　　父亲不愿去医院治疗，医护人员只好在家里做好抢救的准备。

　　办公室工作人员根据父亲病情发展，报军委办公厅领导同意，于4月7日开始，背着家属着手准备后事。

　　4月12日下午，我上班去了，父亲突然把两位老秘书叫到身边，一上来就说：“我心力衰竭，恐怕很难渡过这一关。”

　　两位秘书劝他别激动，要安静，医生会有办法的。

　　他微微摇头：“医生当然在想办法挽救，但很难挽救过来。趁头脑还清醒，写几句话，就叫做临别遗言吧。”

　　他们赶紧拿来录音机。

　　父亲说话时声音嘶哑，时断时续，但很有逻辑，显然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早有准备的。后来我们回忆，从2月14日开始交待一些具体事项，到4月12日正式谈遗言，看来老人家是在从容不迫地安排自己的后事，这和他一贯的思想周密、有条不紊、善于计划安排的作风是一致的。

　　谈话中间，我下班回家了，也跟着听了一段。看这个庄严的架势，我马上意识到父亲是在留遗言。父亲把该说的都说了，听着听着，我忍不住啜泣起来。两位秘书也难以自制地泪流满面。

　　父亲反过来安慰我们，说：“死，我是不怕的，这是自然规律，人活百岁，终有一死。你们不要为我悲伤。最后，对所有在我身边辛勤工作的同志，专家、医生、护士、参谋、秘书，以及所有为我服务的同志，表示诚恳的谢意……再次祝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繁荣昌盛，文明富强。”

　　第二天，两位秘书把遗言整理出来，念给父亲听，先后念了两遍。父亲说：“我看可以。”

　　他遗言的主要部分是这样的——

　　我入党70年，从未脱离党的岗位，始终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我虽然没有对党做过多大的贡献，但党交给我的任务都是坚决完成的。我坚信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坚信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十分正确的。我非常赞同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谈话。我很想多看一看几十年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喜人形势，也很想多听一听祖国科技事业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现在行将归去，临别依依，好像有许多话还言犹未尽。总之，我衷心希望全党同志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同时也希望全军同志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进一步巩固国防，保卫和平；我希望海峡两岸尽快统一。我希望全国科技工作者牢记科技兴国的重任，努力攀登世界高科技的崇山峻岭，为祖国争光，为人类进步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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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包涵的东西很多，父亲衷心地希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父亲悄悄地走到了生命的终点。5月12日，他自感身体更不好，下午对秘书说：“我的后事安排，一切从简，按中央指示办。”

　　5月14日那天上午，警卫参谋李艺照例给他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听到报上有条消息说，前几天一场春雨，缓解了北方的旱情，冬小麦长势喜人，他高兴地说：“这就好了。民以食为天呀。”

　　下午，秘书鲁顺玉照例给他念文件。当念到一份有关台湾情况的简报时，他说：“海峡两岸统一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问题。‘一国两制’是最好的形式。”

　　这天下午，适逢我们老家四川江津县来人，邀请在京江津籍人士开会座谈，我去了。吃晚饭的时间我赶回来，父亲以为我吃了饭回来的，就说：“你的口福真好。”

　　我说：“我没有吃饭。”

　　父亲说：“为什么不吃？”

　　我说：“我要赶回来看望你呀。”

　　他高兴地笑笑，又问开会的情况，我简单讲了一下，他说：“就是要改革，要开放，要不江津不能发展。”

　　我说，江津的同志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差距，表示要努力赶上来。父亲此时流露出浓浓的乡情，喘着气说：“我们老家有一种特产叫米花糖，很不错，可是我们包装上不去，几十年一贯制。日本人就注意包装。产品要打出去，就要有所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