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2月29日，对于父亲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他80岁寿辰。

　　早上起来，像往常一样，吃过简单的早饭后，父亲接受了医务人员的例行检查。上午，天气很好，没有风，没有雾，阳光普照，草叶上的霜雪很快化掉了，院子里一片暖融融的。入冬以来，这样的好天气并不多。父亲望着院子出了一会儿神，然后坐到办公桌前，稍作沉思，提起毛笔，蘸上墨汁。谁也不知道他想写什么，母亲和工作人员都专注地望着他，没人说话，房间里静悄悄的。

　　只见父亲运笔写道：“喜松柏之气概，念四化之早成。八十自题。”他满意地放下笔。大伙都鼓掌祝贺，一片欢欣。父亲点头微笑。这两句话，前一句是展示他一生的气度和人格追求，后一句是他对祖国的良好祝愿。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父亲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对于一个人来说，80岁寿辰是个大数，值得好好庆贺一番。要不要到外面找个饭店，订一桌菜，好好庆贺一下？人活八十不容易，80岁的老人了，大张旗鼓地办一回生日宴，全家轰轰烈烈地热闹一下，也属正常啊！再说，也有这个条件，打个电话，就成了。

　　但是，父亲还是依照惯例，特别交待：“关起门来自家过。”

　　那天，父亲请医疗组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大家在一起吃了顿欢乐的便饭。母亲里外张罗，忙上忙下，倒是把她累得不轻。

　　父亲的80岁生日就这样轻描淡写地过去了。

　　几天后，父母亲来到广州。按阴历算，阴历的11月27日，公历是1980年1月14日，那天，也算是父亲的八十大寿。那天，父亲可能觉得意犹未尽，又写了四句诗：“八旬在广州，好似更年轻。行行重行行，长征复长征。”

　　碰巧，叶剑英伯伯当时也在广州，他给父亲题诗祝贺。这让我想起两年前，叶伯伯八十寿辰时，父亲写了一首诗祝贺他。那天我也去看叶伯伯了，在座的人知道后，都要我当场朗读给大家听。

　　现在，父亲八十寿辰，叶伯伯也写诗祝贺他。叶伯伯引用了董老董必武的两句诗为父亲贺寿：“绿树多生意，白云无尽时。”又附了几句感慨之言：“八十之年，忽然而至，公为始满，剑犹过二。录必武同志句，为荣臻同志寿。”

　　寥寥数语，抒发了真挚的革命感情和兄弟般的友情。叶伯伯题诗祝贺，算是父亲八十大寿的一个高潮吧。

　　做寿、贺寿，是中国人的传统，也是全世界普遍的习俗。穷有穷的过法，富有富的铺张。战火纷飞的年代，父亲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专门为自己做寿。解放后，他忙于工作，后来又经历“文革”风暴，很多的生日都搁到脑后了。在我的记忆中，大凡他过生日，无非是关起门来，由母亲操持，全家吃一顿长寿面。就这么点简单的表示，有时因为他外出，有时开会忙，寿星不在，只好免了。好在我们习惯了，也没觉得遗憾。

　　我认真回忆了一下，父亲在80岁前曾有几个生日，虽然没专心做寿，但过得很有意义。记得1956年12月29日，父亲57岁寿辰那天，他主持召开的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圆满结束，这是他于一个半月前任副总理，接替陈毅主管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后，第一次召开科学家的会议。这一时期全国科技事业出现了很多新气象，因此，尽管生日那天父亲连一碗长寿面也没顾上吃，但他的那个生日过得很愉快。

　　父亲60岁寿辰那天，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他以国防科委的名义上报军委，建议批准成立国防科委第六研究院（航空）、第七研究院（舰船）和第十研究院（无线电电子学）。次日，军委常委第九次会议一致同意再组建这三个研究院。实践证明，这三个研究院的成立和当初成立五院一样，对于我国国防事业有着异常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后来一想起父亲的60大寿，就想起这三个研究院。

　　1969年12月29日，是父亲70大寿。这时的父亲正处于“文革”的凄风苦雨中，他“疏散”在邯郸。他无心过生日，也忘了自己的生日，他苦苦思索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时的父亲却得到了意外的惊喜，母亲从吉林的“五七干校”千里迢迢赶到邯郸来看望他，母亲的到来令父亲感到欣慰，患难中的感情更是弥足珍贵，因此这个生日也是很值得纪念的。

　　粉碎“四人帮”后，父亲已是近80岁的老人了，社会的逐步安定，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人情人性的逐渐回归，使情况发生了变化。父辈之间，老友往来，表示一下祝寿之意，成为自然。在父亲这里，每逢生日，多数是精神上的表示，偶尔有人送个蛋糕，算是隆重之举了。晚年，父亲健康更差，常年麻烦医护人员，让他深感歉疚。每于岁末年初，父亲往往借机请大家吃顿便饭，表示他的谢意。而这时候正好是他的生日时间，所以大家既拜年又祝寿，两相结合，喜气洋洋，家里欢声笑语不断，让老寿星着实地开心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