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家的欢笑声中，我把准备好的《聂荣臻元帅画册》赠送给美穗子一家，对她说：“他老人家生前很想念你，我今天来看望，如果父亲母亲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的。你是我的妹妹，永远都是我的妹妹。”

　　美穗子听后，眼里闪烁着泪花，握住我的手，说她全家永远不会忘记父亲的恩情。

　　1999年12月，在父亲百年诞辰之际，美穗子与都城市市长、议长等一行6人来江津参加纪念活动。按照活动安排，他们去江津之前，先到北京我家中小聚。进入我家的院子后，美穗子一行先在父亲的半身铜像前三鞠躬，并献上两个花篮，美穗子献的那个花篮上写着：“您的孩子献给敬爱的爸爸妈妈！”

　　2002年8月，美穗子第5次来到中国。她去了井陉县洪河漕村，也就是当年父亲救助她的地方。她特意在当时的送孤处留影纪念，还捐给村里的小学校3万元人民币和两台微机，其实她家仅仅开了一间杂货铺，丈夫又卧病在床，家境并不宽裕。

　　美穗子离开洪河漕村一个多月后，我又来到这里寻访父亲的足迹。想起父亲与美穗子的故事，想起我们两家的交往，并由此联想到曲曲折折的中日两国关系，真是感慨万千。6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这段穿越了历史时空的战地插曲，随着时光流逝并未减弱，也许它还会感动更多的人。

　　说到这里，我还要诚挚地感谢一个人——著名摄影家沙飞。没有沙飞，就不会有那3张照片，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故事。是沙飞，为历史留下了久远的见证。

　　沙飞最早是上海全民通讯社的摄影记者，1936年认识鲁迅后，他用照相机记录了鲁迅逝世前十几天的活动和最后的日子，《鲁迅先生遗容》等一组珍贵照片，让世人知道了沙飞，也使他屡遭反动当局的迫害。抗战爆发后，沙飞携带摄影器材，毅然奔赴华北前线，随八路军115师采访。父亲便与他认识了。他拍摄的许多生动感人的照片，令父亲对他大加赞赏。五台分兵后，沙飞愿意留下来，更让父亲对他厚爱有加。他向父亲提出，要求参加八路军，父亲当即批准，任命他为军区政治部的专职摄影记者。不久，他创作了具有广泛影响的《挺进敌后》《塞上风云》《沙原铁骑》等优秀作品，引起轰动，奠定了他作为革命摄影家的历史地位。

　　1937年底，晋察冀军区创办《抗敌报》，虽然沙飞当时并不是共产党员，但父亲还是破格任命他为报社副社长兼编辑科长。沙飞不仅把报纸办得图文并茂，他还深入前线，拍摄了大量照片，使更多的人认识了晋察冀边区。

　　百团大战打响后，沙飞跟随一分区杨成武部亲抵前线采访，拍下《围攻井陉矿区》《工兵爆破井陉矿区》等战斗场面。这些照片后来都成了珍贵的历史瞬间。这时，父亲得知沙飞去了前线，为他的安全担心，着人通知他赶回来，随指挥部行动。事情就是这么凑巧，沙飞赶到洪河漕村，恰逢父亲派一位老乡去石家庄送两个日本小姑娘，他被眼前意想不到的场面深深打动，敏锐地抓拍了《将军与孤女》（即后来中日两国间广为传颂的《聂荣臻将军与日本小姑娘》），以及《被八路军营救的日本小姑娘》《聂荣臻派人把日本小姑娘送交日军》等一组照片。沙飞当时就预言道：“这些照片，现在不算什么，30年后，会发生作用的。”

　　父亲非常关心沙飞的家庭生活。父亲在延安参加整风期间，偶遇沙飞的前妻王辉，得知他们1936年由于误会而离婚。父亲支持他们破镜重圆。同时在周恩来、邓颖超和我父亲的共同关心下，沙飞明确表示愿意复婚。1945年6月，王辉在延安中央党校毕业后，在父亲的关照下分配到晋察冀工作，二人重新走到了一起。

　　父亲从延安返回晋察冀后，想到沙飞的两个孩子仍在延安学习，沙飞已经8年没见孩子，非常想念。于是就拍电报，请还在延安的母亲和军区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回晋察冀时，顺便把沙飞的大儿子王达理、大女儿王笑利从延安带到张家口，使他们父子团聚。从此，沙飞一家成了我们家的常客。

　　我从上海辗转回到张家口父母身边后，沙飞带着全家来我们家串门，我清楚地记得，沙飞一进门就说：“恭喜！恭喜！祝贺司令员找到女儿，这真是个大喜事儿呀！”父亲抿着嘴笑。母亲高兴地说：“彼此彼此，你们一家不也团圆了吗？”两家人都沉浸在欢乐中。

　　十分遗憾的是，解放战争后期，沙飞病倒了，似乎精神上也出现了问题，住进石家庄和平医院。他痛恨日本鬼子，因为他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在晋察冀推行的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那种惨烈的场面一直让他如入梦魇。医院有一批国际友人从事医护工作，沙飞对医院用日籍人士想不通，终于在1949年12月15日那天，开枪打死了为他治病的日籍医生津泽胜。这个事件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尤其是在外籍人士之间，产生了不良影响。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依法判处沙飞死刑，并于1950年3月4日在石家庄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