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后半生，牵挂最多、最忧心的，就是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问题。

　　1982年，党的十二大之前，父亲住院四个半月，大病初愈，他就在考虑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觉得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得还不够好，二是应该总结一下科技工作的经验，以利再战。

　　恰在这时，《光明日报》社为配合十二大的召开，打算派记者采访父亲，听听科技战线老统帅的意见。父亲闻知报社意愿，欣然接受了该社三位记者董克恭、邹安寿、宋光明的采访。

　　谈话进入正题后，父亲直截了当地说，重视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人民的利益所在，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措施，忽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

　　记者马上就问：“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得怎样？”

　　父亲认为远远不够，因为现在不只是摘掉“四人帮”给知识分子扣上的种种“帽子”，困难的是如何尽快地把知识分子队伍组织好，解决他们的一些实际问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集中力量把工作做好。

　　记者又问：“现在如何才能调动好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父亲说，基本上是两方面的工作。首先是使知识分子学以致用，专业对口。这就牵扯到教育部门和人事组织部门，要从招生到教育培养、到合理分配、使用等一系列工作都得跟上，做好，不浪费一点人才。其次，就是做好科技工作的后勤工作，保障他们的工作能顺利进行。

　　1984年5月29日，父亲与著名科学家王淦昌亲切交谈

　　父亲严肃地说，这本来是很简单的问题，可现在有的还是解决不好。一个科技人员开展研究工作，还要自己去跑仪器，买材料，这怎么行呢？后勤部门一定要树立为科技工作服务，为科技人员服务的思想。父亲深情地回忆说：“五十年代，我就讲过，我就是一个大管理员，我自愿为科技人员和他们的工作服务。当我看到科技人员安心地集中精力从事科技工作时，我的心也安逸了。”

　　父亲还说，科研单位一定还要设法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现在主要是中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困难多，他们任务重、工资低、住房少、家务多。这些必须逐步给予解决。

　　此外，父亲还谈到老专家的退休问题。他不主张让老专家和行政人员一样，到时候就退。

　　父亲从发挥知识分子才能的角度，还谈到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先进科技的问题，谈到知识分子任重道远，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那天，父亲语重心长，再次对知识分子深寄厚望。

　　这次采访报道，《光明日报》有意选在9月1日发表，因为那天正好是党的十二大在京开幕的日子。打开那天的报纸头版，除十二大的重要新闻外，就是父亲谈知识分子问题，宣传效果出奇的好。

　　十二大闭幕不久，《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来采访时，父亲又重点大谈了知识分子政策问题，这比与《光明日报》记者谈此问题时更广泛深入了。

　　父亲说：“轻视知识、轻视科学、歧视知识分子的偏见，本来是愚昧和落后的表现，作为旧社会的一种遗产，在我国社会上有很长的历史。在我们党内也有反映。再加上‘左’的思想影响，在我们一些干部的头脑里，就存在着轻视和歧视知识分子的种种偏见，这也有很长的历史了。”

　　父亲说，为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一些错误言行给予批评，甚至斗争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不能没有正确的政策，离不开科学技术，离不开知识分子。而在很多部门和地方，他们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爱护，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问题就是不能很好地解决。这应引起各级领导的注意。知识分子的学衔、职称问题要很好解决，生活待遇也要研究逐步解决。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父亲收到不少知识分子来信，反映各种各样的问题。收到信后，父亲不是原信照转，而是把他的看法和意见同时提出，有时他甚至大声疾呼，为尊重知识，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摇旗呐喊。他给中央有关部门写信，说：建国后，我们培养的中年科技人员已成为科技战线上的主力军，他们已是50岁左右的人了，“要积极创造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此其时也！否则老之将至，悔之晚矣！”

　　对当前群众意见较大的评定职务级别的问题，父亲说，对科技干部的职务晋升，不要“片面强调有何著作，发表过什么论文……据说在此风影响下，有的医生不愿看门诊管病房，有的教师不愿上课教书，有的科技人员不愿动脑子解决生产中实际问题，却埋头写论文”。

　　父亲主张：“晋升的条件还是强调德才兼备的原则。首先看他对本职工作完成得如何，服从分配、安心在第一线做实际工作也是一条重要标准。一个工人在实际锻炼中，达到工程师的技术水平，就是没写论文，也应提为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