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忙说：“走啥子呀？一块听！”

　　陈叔叔用夸张的语气说：“这可是大事呀！一般人要杀头的噢。”

　　父亲说：“今天你听我的，我们一块关心国家大事嘛！”

　　陈叔叔犹豫一下，还是留下了。

　　从这以后，住院的那段时间，每次秘书念文件时，父亲都会把陈毅叔叔叫来一块听，老哥俩一块分析形势，一块摆龙门阵，谈笑间似乎忘记了忧愁，他们就是这样互相安慰和鼓励着对方。

　　有一次，陈叔叔说：“聂帅啊，我感谢你。”

　　父亲说：“感谢我啥子？”

　　陈叔叔说：“你老兄没有落井下石啊！”

　　父亲沉默了。原来，前段时间有些人揭发批判过陈毅，包括不少过去和他交往甚深的同事、战友、部下，而我的父亲，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陈毅的话。

　　1972年1月初，晚景凄凉的陈毅叔叔到了弥留之际，父亲来到他在日坛医院的病床前看望。陈毅叔叔去世的消息传来后，父亲异常悲痛，立即赶到日坛医院，向老战友的遗体告别。随后，他又参加了在解放军总医院太平间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也就是说，父亲两次向陈毅的遗体告别。

　　陈毅叔叔去世不久，父亲又和母亲商量，把张茜阿姨接到家里来，请她吃饭，陪她聊天，安慰她，让忧伤中的张茜阿姨感受到了浓浓的暖意。许多年之后，陈家的孩子还记得这事。

　　还有一件感人的事。1992年6月，父亲逝世不久，他的老部下、老战友肖克叔叔亲笔写下一篇深情的怀念父亲的文章。肖克写道——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你也和我们一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冲击。那时候大街上的大标语是“万炮齐轰聂荣臻！”我们都很担心你的处境。就在这时候，我被造反派抓走了。

　　我记得很清楚，是1967年7月30日的上午，我被他们弄到了农业大学的一间房子里，说是要开万人大会批判我。

　　我去了哪里，家里人不知道。先佛同志（注：肖克爱人）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在这种情况下，她想到了聂司令。

　　她到了你的家，写了一封求援的信，请你转交给周恩来总理。你当时的处境也很困难，但你还是很快地把信转交给了周总理。

　　我在“群众专政”中，不知道这些情况，只是知道后来他们对我放松了管制，十天后我就回家了。

　　每当提到这件事，先佛同志总要说：多亏了聂司令！

　　1972年，我从江西的“五七干校”回到北京，给你那里打了个电话，说想去看望你，你叫我马上就去！

　　我很快到了你的家里。你问我江西的情况，你问我的处境，你还问我的家人……我们不能不谈到文化大革命。你对江青等人的行径表示了极大的义愤，你说：“什么文攻武卫，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还搞这一套，这不是号召全面内战嘛！”

　　我们当时说啊说，好像要说的话总也说不完。出门时你还叮嘱我，到外面还是少说为佳……

　　1975年深秋、入冬时节，好长时间没有心情钓鱼的父亲，突然又迷上了钓鱼。下午，或者是傍晚，他只带上警卫参谋，一声不响地出家门，步行穿过景山公园，再穿过马路，来到北海公园，到北海公园北端靠近305医院的那个小门附近钓鱼。那时候，北海公园的这一部分还没有对公众开放，父亲钓鱼的地方非常安静，很少有人走动。

　　父亲这时已经是76岁的老人了，在他不犯心脏病的时候，他的身体看上去还算好，他的步伐还算整齐，他的精神还算矍铄。只是他有些驼背了，动作迟缓了一些。

　　每天，父亲到了那里，警卫参谋帮他下好鱼竿，他挥挥手，意思是不要打扰他。他默默地钓鱼，好半天一言不发。有时抬眼望一下公园通往305医院的那个小门，仿佛在期待什么。

　　时间久了，陪同他的人渐渐看出来了，父亲的心思根本不在钓鱼上。他的心思在一个人身上，那个人便是周恩来伯伯。

　　父亲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见到周伯伯了。不断有周伯伯患病、病重、反复手术的消息传来。每当听到这样的消息，父亲就轻轻地叹口气，脸上显露出焦虑的神色。他很注意从报纸上留神周伯伯的行踪，看到周伯伯出来接见外宾，或者是参加会议，他就会舒心地笑一下。有段时间没周伯伯的动静了，他就知道事情不妙：他一定又住院了。以他对周伯伯的了解，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休病假的。

　　早在“文革”初期，父亲就留意到，繁重的工作已经严重影响到周伯伯的健康，非常牵挂他，想替他分忧，但又无可奈何。据父亲的秘书们回忆，1967年7月6日那天，父亲曾草拟了一封给陈伯达的信，信中说——

　　文化大革命以来，总理夜以继日地工作，是我们老一辈的一个很好的榜样。最近感到总理的体质有明显的下降，我很担心，也听到其他同志有同感……现在是否有可能适当减轻些总理的担子。如把一些经常性的工作分分工，一般事情由分工的同志帮助总理直接处理，十分必要的，分工的同志不宜解决时，再请示总理或提请中央碰头会讨论。这样，不知是否能使总理减轻些工作，适当增加些休息时间，不致使身体垮下去。总理为党为人民辛勤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从来对自己非常克制。这个问题，他本人是不会提出的。我这样考虑提出，不知是否合适，请你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