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那是哪一年？丽丽姐姐结婚了，生了一个又小又乖的小女儿，取名菲菲。在北戴河，爸爸妈妈带着我们去聂伯伯家玩，大家围着襁褓中的小菲菲一个劲儿地看，聂伯伯和我的父亲，两个爷爷，看着这第一个小孙辈，开心地、慈祥地笑了，笑中透露着那种当爷爷的心满意足。

　　一个春秋过去了，又是一个春秋。时光流逝，岁月如梭。转眼之间，六十年代过去了；转眼之间……

　　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被打倒，父亲深感忧虑。如果说他对刘少奇了解不够，不便发表意见，那么他对邓小平，是非常了解的，他一时难以接受中央对邓小平的处理结果。

　　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批判“刘、邓”，军队两位领导干部写了批判邓小平的发言稿。他们分别把发言稿送请父亲审查，父亲看后对这两位领导干部说了意思大体相同的话：“我没法表态，你们的调子太高，与事实不符。对小平同志我非常熟悉，你们对他的批判，这样上纲，我不能同意。”

　　邓叔叔从政坛上消失之后，听说他们一家去了江西。我记得有好几次，父亲对母亲念叨说：“不知小平怎么样了，但愿他身体没事，熬过去就好了……”

　　现在，邓叔叔从江西平平安安地回来了！父亲、母亲当然是高兴得不行。他们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但千言万语归结为一句话：“保重！保重！”

　　邓叔叔的吉普车从我家门前消失了。父亲、母亲仍然是久久地望着胡同拐弯处，似乎意犹未尽。

　　不久，父亲对母亲说：“小平全家从江西回来了，我们请他们来吃豆花吧。”母亲说：“好啊。”4月1日，我记得是一个星期天，邓叔叔全家来到了我家，我家的院子里马上热闹开了，父亲、母亲、邓叔叔、卓琳阿姨，四位老人开心地说笑，孩子们叽叽喳喳到处跑。开饭了，我拿出一瓶存放了好多年的茅台酒，打开盖子，邓叔叔闻了一下，说：“好香啊！”

　　那天，邓叔叔一家在我家玩得好开心。邓叔叔的继母年龄大了，来不了，邓叔叔他们临走之前，父亲叫用小锅打一盆豆花，给邓家老祖母带回去。

　　邓叔叔恢复工作后，协助周恩来伯伯做了很多大刀阔斧的整顿，深得民心。父亲为老战友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多次说：“小平了不得！”可是，1975年冬，邓叔叔再一次被打倒，父亲对此深感不平，也更加痛恨“四人帮”的颠倒黑白，倒行逆施。

　　在周总理病重，邓叔叔处境困难的日子里，总部机关有的领导人不敢去见他，父亲批评这些人，说：“小平同志还兼着总长嘛，中央没有免他的职，你们为什么不去向他请示报告工作？”

　　在邓小平叔叔处境最困难的1976年1月，父亲更加地牵挂他。1月10日，父亲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伯伯的遗体告别后，回家的路上，他突然告诉随行人员，去看看小平。

　　他的车子开到了位于东交民巷的邓叔叔家。邓家的工作人员说：首长外出了。

　　父亲就怕有什么意外，又问了一遍，确定是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了，而不是被软禁，他才放心地离开了邓家。

　　没有见上面，让他感到很遗憾。

　　2月4日，是中国传统的春节，父亲吩咐我代表他和母亲，给邓叔叔的女儿邓楠打电话，给他们拜年，问候他们全家好，并且特意嘱咐，“要小平保重身体”。我把电话打通了，邓楠很感动，她当即代表父母问候我的父母亲。

　　说到危难之际的感情，我不由又想起父亲与陈毅叔叔的一段轶事。

　　1970年10月，父亲住进了301医院。一天，他正躺在床上做治疗，忽然看到门外有个身影一闪，很熟悉，像是陈毅，就大声说：“门外是谁呀？陈老总吗？”

　　当时，陈毅叔叔的处境比父亲的还要差，因此，陈叔叔的“尾巴”更需要夹起来。他想进来看望我的父亲，又怕连累了老兄，所以在门外犹豫、徘徊。

　　陈叔叔说：“聂老总，是我，陈毅。”

　　父亲说：“你进来呀，有什么哪！”

　　陈毅叔叔迟疑一下，还是进来了。两位老战友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说起来，父亲和陈毅叔叔的关系，有点像和邓小平叔叔，既是老乡，又是在法国认识的，后来在毛主席领导下，在各个战略区南征北战，屡建奇功。建国后，陈叔叔当外交部长，父亲管科技工作，两人都算是没闲着。而且陈毅叔叔性格豪爽，为人潇洒，才华横溢，和他交往，令人感到轻松愉快。父亲轻易不和别人开玩笑，但和陈毅叔叔在一块，他有时还开开玩笑。

　　“文革”爆发后，陈叔叔挨的棍子比父亲多，处境也更艰难。感觉他很快地衰老了，以前的锐气也磨掉了不少。

　　他们好像有一年多没见面了，彼此也很牵挂。二人聊了一会，秘书来到病房，要给父亲念文件。陈叔叔一见，起身要走。因为按照陈叔叔当时的处境，有些绝密或者机密文件他是不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