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3月初的一天，冷落了许久的我家的门前，突然驶来了一辆车牌号陌生的吉姆牌小汽车。汽车停在我家的门前，司机下来敲门，值勤的警卫战士警惕地问：“你找谁？”

　　司机回答说：“请报告一下，邓……小平来看聂帅。”

　　警卫战士惊奇地问道：“哪个邓小平？”

　　司机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就说：“就是……那个邓小平啊。”

　　警卫战士道：“噢，是不是那个打倒的邓小平？”

　　司机为难地说：“就是。”

　　“请等一下。”警卫战士往里面打过电话，随即热情地打开大铁门，放汽车进来。小汽车刚驶进来停稳，我的父亲母亲就迎过来了。由于走得急，也许是太激动，他们步履有些踉跄，表情兴奋而急切。

　　车门打开了，从里面下来满面风霜的邓小平叔叔和卓琳阿姨。他们刚从江西的流放之地回来没几天，未及通报，就坐车来看望我的父母。自从1966年下半年邓叔叔遭到批判和软禁后，他们已经有5年没见面了。

　　父亲声音颤抖地说：“小平……”

　　邓叔叔也声音颤颤地说：“老兄……”

　　两双手猛地握到了一块。而此时，母亲和卓琳阿姨抱在一起，轻轻啜泣起来。父亲和邓叔叔久久地对望着，胸中有千言万语，却不知如何说起，他们只是长久地打量着对方，眼里都含着泪光……

　　家中的工作人员都目睹了这令人难忘的一幕，以至于30多年后，当时在我家当警卫员，后来给父亲当警卫参谋的杨何的仍然清晰地记得每一个细节。

　　父亲和邓叔叔的交往可以追溯到留法勤工俭学那时候，他俩差不多同时走上革命的道路，完成了世界观的改变，在周恩来伯伯领导下，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他们三人在海外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他们相继回国，父亲继续在周伯伯领导下工作，邓叔叔虽然年纪轻些，却能够深得中央信任，被派往遥远的广西，发动武装起义。1929年夏天，邓叔叔去广西之前，路过香港，父亲曾经请他吃饭，向他介绍广西的情况。不久，百色起义的枪声，让他的名字传遍党内。

　　邓叔叔私下里叫我的父亲“老兄”，父亲叫他“小平”，这个称呼他们一辈子都没变。

　　1992年，父亲去世后，邓小平叔叔的女儿毛毛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纪念文章，名为《聂荣臻伯伯永远活在我们心间》，这篇文章感情真挚，我至今难以忘怀，故在此摘录其中的一部分。毛毛写道——

　　在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坷不平的革命历程后，1935年6、7月间，他们又走到一起了。

　　在长征过草地前，在毛儿盖，父亲从中央秘书长任上调到红一军团任宣传部长，而红一军团的政治委员就是聂荣臻。

　　从这时开始，直到抗日战争爆发父亲调到总政治部任副主任的两年间，父亲和聂伯伯一直战斗在一起，工作在一起。

　　那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前，父亲在甘肃庆阳得了非常严重的伤寒，昏迷不醒，什么东西也不能吃，生命十分危险。正好此时张学良将军和共产党搞统战，派人送来两车慰问品，其中有一些罐装牛奶。

　　聂伯伯当即决定：所有的牛奶全给小平。

　　正是靠了这些牛奶，才救了父亲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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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我们家随父亲从四川迁往北京。说来也巧，正好住在聂伯伯家的隔壁。

　　那是在景山的东北角上，一条小胡同里，一道不高的围墙，把我们隔成两家。墙上有一个小木门，打开门，两家就成了一家。

　　父亲和聂伯伯，两个四川老乡，两个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两个国务院副总理，两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两个亲如兄弟的革命老战友，住在一起，来往更加频繁了。

　　晚上，饭后，只要有时间，聂伯伯、张妈妈，总要和我们的父母亲一起去散步。在北海公园那湖光塔影之畔，在景山公园那苍郁翠绿之中，留下了多少他们那轻松的脚步，留下了多少他们那欢快的笑声。我和我的弟弟飞飞，才上幼儿园，下学后，从来是问都不用问，开门就钻进聂伯伯家的院子，去爬假山，去钻山洞，去摘藤萝架上长满了的长豆角。

　　聂伯伯和张妈妈只有一个女儿——丽丽姐姐，家里没我们这样的小不点儿，因此，他们很喜欢我和飞飞。只要我们一去，张妈妈就又是拿糖，又是拿水果。在我们心里，从小，就把聂伯伯和张妈妈看成和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一个样儿。

　　1957年，我们搬家了。但是，爸爸和聂伯伯之间的亲密友谊依然如故。爸爸常常会带着我们全家人一起去聂伯伯家吃四川小吃——豆花。爸爸说，聂伯伯家的豆花最地道。因此，我们从来也不见外，隔一个时候，就自动提出“打一次秋风”。聂伯伯家平时人少清净，我们家一去就会热闹一场，每逢此时，张妈妈总是忙东忙西，而聂伯伯却总是看着我们这乱哄哄的一大家子人，斯文而满意地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