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号令”宣布后的第4天，父亲带着6岁的聂菲，在陈兆保等陪同下，来到了北京火车站，乘火车去了邯郸。由于当时父亲只有一位秘书，周秘书只能留在北京值班。他去火车站送那一老一小，当老人和孩子钻进车厢，火车咣当一声开动时，周秘书觉得自己的鼻子酸酸的，几乎落下泪来。

　　父亲到邯郸后，被安排在行署宾馆住宿。虽然那时的宾馆条件也很差，连暖气都没有，但由于这一带有不少他的老部下，所以父亲和其他落难的老革命相比，还算是比较好的。

　　到邯郸的第二天，父亲就默默地来到了邯郸烈士陵园。他在左权将军墓前脱帽志哀，眼里含着悲伤的泪水。他一定又想起了这位亲爱战友的音容笑貌，想起当年他们还是年轻人时，做出的那些惊天动地的事情。他对陪同他的邯郸军分区的一位年轻干事说：“左权年轻，能吃苦，很能干，是我军的优秀将领，可惜牺牲得太早了。”

　　2002年9月25日那天，我来到邯郸烈士陵园参观时，向陵园领导讲到父亲当年来这里的情景，他们都感到吃惊，因为当时处于“文革”动乱中，陵园的人居然不知道曾经有过这件事情。

　　在邯郸的日子里，父亲总想着做点事情，他要尽一个老兵的责任。不是搞战备吗？他就将自己在战争年代的老经验整理成文，一式几份，分送到军分区、邯郸市革命委员会、公检法等。尽管泥牛入海，父亲并不泄气。

　　他提出到工厂、农村去看看，经过有关部门多次磋商，拨给他一辆快要报废的旧吉普车。他在军分区岳明理干事的陪同下，先后去了邯郸制氧厂、钢厂等10家工厂和5处农村。峰峰煤矿，是刘少奇当年开展白区工作时呆过的地方，父亲冒着严寒去了，他看了采煤的坑道口，还看望了自己当年的警卫员。中午，他在一间平房里休息，矿区领导告诉他，这里久未住人，又脏又破。他却说：“这里挺好。”

　　聂菲在邯郸的小学校插班读书，她是北京来的，穿戴打扮显得洋气，同学们都叫她“小洋人”。她听不大懂孩子们的本地口音，交流起来困难，她有时感到很孤独。在她不上学的时候，爷爷总是愿意带上她到各处走走。许多年后她回忆说，就是在邯郸，她第一次见识了棉花，原野上那一片片洁白的棉花令她好生喜欢；她还认识了很多的农作物，大开了眼界。她还说，老爷爷那时就教导她，要学会接触社会，深入社会，了解社会，不能与社会有距离。后来，在她长大成人后，爷爷总是提醒她，要把自己融入社会和时代中，只有这样，才不会被时代抛弃。

　　父亲听说，离邯郸30公里远的何横城大队，科学种田搞得不错，这里人多地少，他们经过试验，摸索出“间作套种”的耕作法，两年里种了7茬庄稼。父亲兴致勃勃去了，而且一连去了好几次。

　　父亲第一次来到何横城，随行人员向大队支书李合贵介绍说：“这就是聂荣臻元帅。”

　　纯朴的乡亲们上上下下打量父亲，李合贵哈哈一笑，半开玩笑地说：“像龙、像虎，像个大官。不愧是大元帅呀！”

　　父亲同村民们一一握手，说：“听说你们的生产搞得很好，特来这里学习。”

　　他们开始时有些紧张，后来看到面前这位穿布衣的元帅没有一点架子，就放开胆量，七嘴八舌地讲起了科学种田，时而放声大笑，父亲频频点头。临走时，父亲说：“人总得吃饭穿衣，像你们这样立足农村，为国家人民做贡献，我看我们的党、国家还是大有希望的。”

　　第二天，意犹未尽的父亲又来了，他在村子里转，到村民家里东看西看，还来到养猪场、油坊和菜园，连一口水也顾不上喝。他在琢磨何横城大队的经验。

　　父亲第三次来，没有打招呼，而是直接来到了大队的实验农场，找到正在忙碌的李合贵和他的儿子李明山。父亲单刀直入地说：“我过去是主管科学的，你们是农业战线上搞科学种田的，咱们有共同点。我虽然不懂农业种植，但我知道科学对农业是十分重要的，农业也是一门科学，而且你们已经做出了成绩。今天，想请你们再给我讲讲怎样科学种田。”

　　他们干脆坐在地头，李合贵和他的儿子李明山详细地讲开了，讲他们怎样“间作套种”，怎样充分利用光能和地力，在同一单位面积上使小麦、玉米、棉花、油菜获得了丰收。

　　在北方大部分地区处于贫穷低产的情况下，何横城大队粮、棉、油产量却连年翻番，令父亲欣喜不已。他称赞说：“你们做得很好，真不简单，这个经验推广出去，吃饭穿衣就不成问题了，我回去后要向中央报告你们的情况。”

　　回到邯郸住所，父亲便把何横城大队科学种田的情况，向中央写了报告。

　　第四次来何横城时，父亲对李合贵说：“我已经向中央写了报告，把你们的成绩报告给了周恩来总理。”李合贵听说周总理都知道他们大队了，高兴得合不拢嘴。他带父亲参观大队的养鸡场，父亲边看边问，这是什么品种，产蛋怎样，防病、喂养的情况等等，不厌其烦地问。其间，父亲见饲养员用力一吹哨子，不论多远的鸡都能飞跑而至，乐开了怀，说：“养鸡也能军事化呀，哨子一响，就能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