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建军节的前两天，中央“文革”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开科学口万人大会，这预示着他们要对科学口动手。那天下午3点，戚本禹给父亲的办公室打来电话，对接电话的秘书说：“今天晚上8点，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科学口万人大会，动员开展文化大革命，你们要立即组织落实参加会议的人员以及与开会有关的事项。”

　　秘书问：“此事是报告聂帅征求意见，还是已经决定了？”

　　戚本禹说：“已经报告江青、陈伯达同意，不管聂老总同不同意，会议都得开，你们通知他到会就行了。”

　　父亲接到报告，不由一愣：8点钟的会议现在才通知，显然是突然袭击。看来那些人没安好心啊。

　　会议由中央文革主持，一直开到午夜2点才结束。会上公开点了一些领导干部和科学家的名，并且叫喊科学口运动很不得力，要加温。对此，父亲毫不掩饰自己的反感，当会议主持人要他讲话时，他一言不发。最终他一句话也没讲，而且提前退出会场，以表达他的愤怒之情。

　　事情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在父亲殷殷盼望科学界不要出乱子时，他分管的中国科学院贴出了大字报，说：“中国科学院是黑的。”“科学工作十四条是黑线。”

　　这让父亲愤怒不已，他气愤地说：“我看中国科学院是红的！科学工作十四条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是红线，怎么能说是黑线呢？”

　　他又说：“要批就来批我好了！”

　　他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听了也很生气，通过自己在中国科学院的联络员正式宣布：“科学工作十四条是红线。”这才把问题平息下去。“文革”初期，中国科学院还算是比较安静的，这与父亲和周恩来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是后来他们都无能为力了，中国科学院成了“文革”的重灾区。

　　不久，云南落雪山宇宙观测站一位科学家打电话给国防科委，告急说：“由于两派武斗，观测站已经开了枪，现在有人正在烧房子，如果局势发展下去，观测站可就要被毁了。”

　　“那里不是有‘支左’的部队吗？”

　　“有是有，可是上面不准‘支左’的部队动手，阻止不住啊！”

　　情况十分危急，国防科委立即向父亲请示。这个观测站太重要了，绝不能让其毁掉。父亲焦急万分，立即打电话给云南省军区领导人，严厉地明确指示：“部队不是‘支左’，而是要保护好观测站。”

　　正是由于父亲的当机立断，这个观测站保住了，有关的科学家和国防科研项目也被保护下来。

　　11月30日，军委召开常委会，父亲不失时机地汇报说，现在有些科学家不断受到冲击，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批斗，有的被隔离。这对“两弹”的研制十分不利。他建议请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接见一次有关的科学家，一方面可以鼓励他们努力搞科研，另一方面也可以向造反派表示，中央肯定科学家的贡献，不要再去无端地干扰他们。

　　会议同意了父亲的意见，包括林彪，他也支持父亲的想法。这次会议还做出决定：对科学家抄家，是违反党的政策的，有关部门和个人，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

　　虽然后来毛泽东没有出面接见科学家，但是父亲的意见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了保护科学家，父亲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竭尽全力。

　　文化大革命初期，父亲的老部下傅崇碧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这位正直、勇敢的将领帮了父亲的大忙，他理解父亲，也尊重、敬佩父亲，知道父亲是在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着想，才舍身去保护科学家的。所以，他宁可自己受委屈，受责难，也要冒险去按老领导说的办。他说：“聂帅都豁出去了，我还怕什么？”

　　傅崇碧永远忘不了，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上半年，父亲两次忧心如焚地找到他，叫他派兵保护那些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专家，说这些人是我们国家非常需要的，并把名单提供给他，还特别叮嘱，一定要保管好涉及国防尖端的机密材料。

　　傅崇碧点头答应了。很快，卫戍区对专家们的驻地加强了警卫，还派了一些便衣。江青闻知，怒不可遏地说：“他们造反，你们为什么这个也限制，那个也限制，就是开红灯不开绿灯。”

　　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再次命令造反派去揪斗专家。父亲得到消息，马上亲自给傅崇碧打电话，下令“无论如何要保护这些人”。于是，这批曾对中国国防尖端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被请到七机部的一座僻静的楼上。傅崇碧先是派一个连在楼下警戒，感到还是有些不放心，又派了一个加强连，相当于一个营的兵力在此保护，其他一些科研机构也加强了警戒。

　　江青很快知道了这事，她责问傅崇碧：“谁叫你保护这些‘臭老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