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鼓足勇气，为了埃迪尼奥。在向记者们发表谈话之前，我想到我的生活曾是多么的美好，我曾多么频繁地向他们谈起我给巴西带来的所有好消息，正是这个深爱足球的国度始终把我视为偶像。我看到脑海里正在放映一部电影，没过多久我便意识到这就是该做的事情，它不仅重要，而且和我毕生反对滥用毒品和酒精的斗争是一致的。我一直在不倦地战斗，我还要战斗下去，希望有一天这场战斗将会获得胜利。滥用毒品显然是一个敏感和复杂的问题，但它带给世界的却是一种无法治愈、正在毁掉人类社会的毒瘤。我相信这一后果是有可能避免的，我将为此战斗到我离开人世的那一天。

　　最终，埃迪尼奥被转移到特雷门贝感化院，由于离家较近，所以好一些。我不断地旅行，不只是为了履行多项苛刻的合同和在世界各地传播反毒品的讯息：我感到自己有必要一直忙下去。我觉得那样的话事情就会更快地过去，同时也意识到我没有办法让自己的正常生活停下来，我不能畏缩和放弃。我明白，没有人可以为了我来过我的生活，我也不能为了别人去过别人的生活，不管我可能有多么乐意。

　　埃迪尼奥刚被送到那里，我便对特雷门贝感化院的进步中心有了了解。让我放心的是，他现在离我们近些了，里面较舒适，为被收容人员安排的活动内容也更为广泛。他的女儿可以前往探视而无须蒙受防备措施最为严格的监狱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应埃迪尼奥的请求，她们从未到那座监狱探视过他。尽管这里并不理想，但在某个更相称的场所探视埃迪尼奥还是让我有了某种舒服的感觉。

　　在为整个事件责备自己一段时间之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不能为此独自承担罪责。我离家外出，去寻找我的职业、抱负、目标和梦想。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我所做的每件事情当中。埃迪尼奥和我的其他孩子所期盼的可能是一位顾家的父亲能够常在身边，这是他们欠缺的东西。我为此感到懊悔，但这是我为谋生而做事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是的，我是做出了这种选择，但如此选择也并不容易啊。但我知道，除了这一点，他们不缺任何东西。

　　我不想评判我的儿子。我极其渴望他能被宣判无罪并获得释放，能够恢复他的生活。但这并不取决于我，不取决于贝利，不取决于埃德松。现在，只有司法体系能够对证据进行评判，并确定他无罪，而且同那些与毒品有染的机会主义朋友没有关系——因为结交与毒品有染的朋友本身不足以让他身陷囹圄。我只祈求上帝眷顾他，就像上帝始终眷顾我一样。

　　这一令人遗憾的事件，这样的审问，让我心中充满了如此沉重的哀伤。但是，我并不怀疑上帝会一如既往地继续为我前进的道路铺洒光明。如果他将这一痛苦降于我身，那也是因为他知道我能够以某种方式从容应对；他知道我拥有一名运动员的心，三心镇的那三颗心，将能够承受这一痛苦。我也认为，在这样的考验来临时，我们必须加以接受，而且尽己所能妥加处理——你可以肯定，那是让它较容易过去的唯一途径。为之长夜难眠、潸然泪下、痛恨整个世界都是毫无意义的。

　　至于我，对那些原本不是朋友的人，我相信过多少次？我究竟有多少次把那些我后来才明白是抱着嫉妒心理的人、希望我病倒的人，甚至给我带来经济损失的人请到家中，让家人作陪，一起进餐，或者和我一起度过闲暇时光？体验到这种失望让人如此悲伤，但这种事经常发生。我多次错误地给予人们以绝对的信任，但生活却从未停止给我以教益。在我这样想时，我发现他和我以及我们中的所有人都会犯错误。

　　让我们好不高兴的是，埃迪尼奥于２００５年１２月获释了。司法部发出一项初步指令，允许埃迪尼奥在审判期间不受监禁。让他回家过圣诞节是我有生以来收到的最好礼物，我们在一起倾心交谈，度过了很多时光。他身体脆弱，易动感情。他哭过多次。他知道还有很多与审判有关的问题需要解决，但他也相信自己接受了一个痛苦的教训，完全清楚自己做了什么事，没做什么事。他还准备同司法部继续配合，并说与此事有关的很多东西还没有全部讲出。他要证明自己是无辜的，与纳尔迪尼奥的犯罪行为没有任何牵连，而警方已确认后者是圣保罗州南海岸一带主要的毒品走私犯之一。

　　就在新年之前，我和埃迪尼奥一起访问了一个为滥用药物者提供治疗的诊所。该诊所位于圣保罗市之外，车程大约一小时。这个请求是我儿子自己提出的——他想盘点一下自己的生活，而且也意识到自己需要解决吸食大麻的问题。我明白这是他想要做的事，而且，和他一起到那个地方去也是一件我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在充分了解了该诊所的相关信息后去了那里。埃迪尼奥承认自己想过一种更好和更健康的生活，并做好了接受治疗的准备——有了愿望本身就等于事情成功了一半。

　　虽然我们希望这会成为结局的开端，但在２００６年２月却出现一个新的转折，埃迪尼奥又一次被逮捕。同时被捕还有另外六个人。我只能寄希望于他被洗刷罪名；寄希望于这桩案子总有一天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判决，他能彻底地长大成人，并在经历这个肉体、伦理和精神上的苦痛之后明白他有我们做他的家人，做他仅有的真正朋友是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