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中小学生活，虽然平淡无奇，但这种开放式的、全方位的现代教育还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觉得它确实比那种封闭式的、教学内容相对保守单一的私塾教育进步得多。最主要的是这种教育为孩子身心的自然发展提供了远比旧式教育广阔得多的空间。别的不说，活泼、好动、调皮、淘气是孩子的本性，而这种本性在私塾教育中往往被扼杀了，但在新式学校里，大家地位平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沆瀣一气，成群结伙，又有充分的空间去发挥，这些本性就可以得到释放。教我们英文的老师叫巴清泉，他判作业和阅卷时的签字一律用CCPA。他是一个基督徒（汇文是基督教学校），对同学们一些不太符合基督教的言行，一律斥为迷信。我们就故意气他，他上课时，有人就把装粉笔末的纸合里插上三根筷子当香烧，还在他快进教室时一起怪声怪调地把CCPA念成“sei—sei—ba”好像是在说汉语的“塞啊—塞啊—叭！”。要说迷信，应该是汇文的牧师刘介平。他有三个儿子。他不喜欢大儿子，而喜欢小儿子。先是小儿子不幸得病，他整天为他祈祷，还是死了。他把儿子的棺材停在亚斯礼堂（在当时的慕贞女中内）的讲堂下，向基督虔诚地祷告：“我的儿子被主接走了。”后来，他的二儿子又得病，死了，他又如此安排祷告一番。不久，他大儿子又病倒了，这回他把他送进医院，很快就治好了。大家都说这才是迷信。

　　还说我和张振先吧。我们俩都属于淘气的学生。他有一回在礼堂的暖气管上拿“顺风旗”（一种体操动作），结果把管子弄坏，吓得赶紧跑了。我更损，教我们语文的老师水平有限，有时还念错别字，如在教我们念《秋水轩尺牍》时，把“久违麈教”念成“久违尘教”。他是个大近视眼，我就拿一本字号最小的袖珍版的《新约全书》随便找个问题问他。他挤着眼睛看了半天，也看不清，后来恍然大悟，知道我是明知故问地刁难他，就用教鞭照我的屁股给了一下。我还假装委屈，理直气壮地质问“您为什么打人啊？”他说得也好：“你拿我开涮，我不打你打谁？”诸如此类，淘气的事干了不少。我和张振先是同桌，一到课间休息，甚至自习课老师不在时，我们俩就常常“比武”，看谁能把谁摁到长条凳上，只要摁倒对方，就用手当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说：“我宫了你！”算作取得一场胜利。直到几十年后，我们在欧美同学会吃饭时，彼此的祝酒词还是“我宫了你”。这种童贞和童趣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有了它，人格才能完整。而开明的老师，常能容忍孩子们的这种天性，这对孩子的成长是有利的。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叫宋衡玉（音），平时常穿日本式的服装，我们都管他叫“小日本”，他自然不愿意听。有一回在饭厅吃饭时，有人又叫他“小日本”，他急了，追着那个人不依不饶，那个人就往饭厅外跑，他嘴里骂着“儿子（读作zei）！儿子！”的往外追，刚追出门，正好和路过的校长撞个满怀，校长拧着他的嘴巴说：“你又没娶媳妇儿，那来的儿子？”大家听了哄堂大笑。因为大家觉得校长实际上是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加入到这场游戏中了。总之，我不是提倡淘气，但兴趣是不可抹杀的，在这样的学校，每天都有新鲜有趣的事发生，大家生活、学习起来饶有兴致。（图 见《启功画传》第17页两幅照片）

　　但有些事就不那么简单了。如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那时我正上小学，那天放学时整个北京城都戒严，家里着急，派车接我，但怎么也绕不过来，最后我是拐着弯穿小胡同，很晚才到家。后来我升入汇文中学，又知道有两名汇文的学生死于这次惨案中，一位姓唐，一位姓谢，校内还竖有“唐谢二君纪念碑”。这使我知道社会上还有比学校更惊天动地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