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丝如线最关情。斑马萧萧梦里惊。正是春光归玉塞，那堪遗事感金城。风前百尺添新恨，雨后三眠 宿酲。凄绝今番回舞袖，上林久见草痕生。

　　这首诗写得很规整，颇有些伤感的味道，不料，唐老伯看到我的诗有了进步，竟感动得哭了，一边哭，一边说：“孙世兄（这是他对我客气的称呼）啊，没想到你小小的年龄就能写出这样有感情的好诗，你祖父的在天之灵也会高兴的。不过，你不要太伤感了，你要保重啊。”听了他的一番话，我也感动得潸然泪下，那情景今天还历历在目。这都激励我要更好地学习，来报答他们。邵老伯和张谰是同乡，他学佛、信佛，主张和平，有点书呆子气，后来也成为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为和平建国之事，曾和蒋介石发生过激烈的争吵，气得蒋介石直拍桌子，说他是为共产党说话。为此，他又气，又急，又怕，不久就病死了。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邵一诚，一个叫邵一桐，邵一桐也笃信佛教，自己印过《金刚经》，还给我寄过两本，现在都在成都工作。而唐老伯的结局很悲惨，解放战争中，在四川竟失踪了，不知是死于战乱，还是死于其他原因。成为美谈的是，邵一桐后来和唐老伯的女儿，当时大家都管她叫唐小妹，结为夫妻，生有两个孩子，其中的邵宁住在北京，他秉承了祖父、父亲的信仰，对佛学也有很深的修养。我还在某年的春节去看望过他们。后来我听说邵一桐先生得了癌症，便两次特别嘱托四川来的朋友给他捎去一些钱表示慰问。

　　我十二岁才入小学，在入学前还发生过一件近似闹剧的事情，这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状况，不妨说一说。

　　1924年，冯玉祥率部发动北京政变，按优待条件苟延残喘在故宫内的宣统小王朝，面临随时被扫地出门的命运。这时溥仪和他的一帮遗老虽仍生活在故宫里，继续在弹丸的高墙之内称帝，实际上一点权力都没有了，只能管理他的宗室了，因此还设有宗人府，而地点却在美术馆西南一带，即后来的孔德中学的东厢房。当时宗人府的左司掌印叫奕元，他查我家档案，知道我曾祖、祖父因下科场而主动放弃了封爵，我父亲死得又早，还来不及封爵号，看我可怜，趁着现在还没赶走，掌点权，便让我袭了爵号，封我一个三等奉恩将军。这当然是有名无实的虚名，一文钱、一两米的俸禄都没有，只是趁着宗人府还没被吊销，抓紧时间滥行权力罢了。看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观念早已有之。我当时为这件事还去了趟宗人府，见到了三堂掌印，掌正堂的是载瀛，算是履行了手续。冯玉祥逼宫后，溥仪连故宫也呆不下去了，跑到了天津，他手下的宗人府所封的封号本来就是一纸空文，现在自然更是空头支票。但这张诰封实在有意思：它是丝织的，一段红，一段绿，和清朝原来的诰封形式完全一样。上面的内容大致是，根据优待条件，启功应袭封三等奉恩将军。任命的内容虽是宗人府的，盖的大印却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真叫文不对题，不伦不类。我本来一直保留着它，这决不是我留恋那个毫无价值的三等将军，而是它确实是一件打上了特殊年代的烙印、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文物。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我不敢不把它烧掉，因为如果让红卫兵抄出来，那我的罪过就不仅是要复辟资本主义，而是要复辟封建主义了。

　　我十二岁才入小学，之后又入中学。其间平平淡淡，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甚至有些起止升转的过程、细节都记不清了。所幸有热心的朋友找到了我读小学和由小学升中学的文凭。（见图 见侯刚著《启功画传》第12页及第16页照片两幅）文凭所记当是最准确的。我上的是马匹厂小学，它属于汇文学校，是汇文的一所附属小学。在“北京汇文学校”的“入学愿书及证书”上，附有小学“校长证明书”，证明书是这样写的：“兹有学生启功自民国十三年正月至十五年六月曾在本校肄业，领有毕业证书，所有该生在校成绩今据实照表填写，品行尚为端正，特此证明并介绍直接升入贵校，即致北京汇文学校查照。”可见我上小学的准确时间是从1924年1月到1926年6月，也就是说，我读小学是由四年级第二学期插班开始，直到小学毕业，然后于1926年升入中学。在这份证明书上，为我具保的是自来水公司职员张绍堂。而证明书一侧有声明“介绍直接升入本校只限曾在本校注册之学校”，可见马匹厂小学当是汇文注册的附属小学。而在北京汇文学校“入学愿书及证书”上，填写我的年龄是十五岁，欲入的年级为“初级第二年”因小学六年级已含有初一的课程，所以我在读中学时又跳了一级。而在这份证书上填写的家长是我的姑姑恒季华，足见我姑姑在我家的地位，而为我具保的变为自来水公司的经理周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