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岁那年，是家中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大年三十夜，我的曾祖父去世，按虚岁，刚进七十。本应停灵二十一天，但到第十八天头上，我那位吃错药的二叔祖也死了（见前），结果只停了三天，就和我曾祖一起出殡了，俗称“接三”。而在我曾祖死后的第五天，即大年初四，他的一位兄弟媳妇也过世了。三月初三，我续弦的祖母又死去，七月初七我祖父也病故。不到一年，我家连续死了五个人，而且都是个人因个人的病而死的，并非赶上什么瘟疫，实在是有些奇怪，要说凑巧，也不能这么巧啊！如果说十年前，父亲的死揭开了我家急速
衰败的序幕，那么这一年就是我家急速衰败的高潮。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呼啦啦如大厦倾”，什么叫“家败如山倒”，什么叫“一发而不可收拾”。我们不得不变卖家产——房子、字画，用来发丧，偿还债务，那时我家已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东西了，我记得卖钱最多的是一部局版的《二十四史》。十年前我父亲死，我是孝子，现在曾祖死，我是“齐衰（音zicui）五月曾孙”，即穿五个月的齐衰丧服——一种齐边孝服。祖父、祖母死，我是独长孙，在发丧的时候，我都要作丧主、“承重孙”，因此我在主持丧事方面有充分的经验。但这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精神上的负担和打击也过于沉重了！ 凡没落的封建大家庭有一个通病——老家儿死后，子孙都要变着法儿地闹着分财产。我家虽已是山穷水尽了，但也不能免此一难。发难的是我的六叔祖，他的为人实在不敢恭维，我曾祖活着的时候常骂他“没来由”。他找上门来，兴师问罪，对我祖父说：“父亲死后，母亲（续弦的）把家中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钱都归了你们大房，这不行。”我祖父气坏了，向他连解释、带保证，说：“母亲什么东西也没给我们留下，我也从来不问她财产的事，更不用说私下给我们钱了。”我六叔祖还不依不饶，指着祖父屋里墙上挂的一张画说：“这张画不就是值钱的古玩字画吗？”这可真应了我曾祖的那句话：“没来由”。这张画挂在那儿不止一两年了，又不是现在才分来的。再说，大家都知道它是一张仿钱谷的赝品，而且赝得没边。我祖父气愤地向他嚷道：“你要是觉得它值钱，你就拿走好了！”我六叔祖还真的让跟着来的手下人蹬桌子上板凳地给摘走了。手下人摘走后，就剩下我祖父和我六叔祖两个人，我祖父气得直哆嗦，指着他发誓道：“我告诉你，你就有一个儿子，我就有一个孙子。如果我真的私吞了财产，就让我的孙子长不大；如果我没私吞财产，你就是亏心，你的儿子也不得好死！”在那个时代，亲兄弟俩，特别是每家只有一个独苗时，设下如此恶咒，真是豁出去了，不是争吵到极点，决不会发这样的毒誓。后来，我祖父就因此而一病不起，七个月后也故去了。这七个月里，他动不动就哆嗦，这显然是和我六叔祖争吵后落下的病根。他死在安定门内的方家胡同。临死前，还特意把我叫到床前叮嘱了两件事：一件就是告诉我如何跟我六叔祖吵架打赌，意在勉励我以后要自珍自重，好自为之。另一件就是叮嘱我“决不许姓金，你要是姓了金就不是我的孙子。”我都含泪一一记下了。
不到一年连续死了这么多人，但对我打击最大、最直接的是祖父的死。我父亲的死，使我母亲和我失去了最直接的指望，但好在还有我祖父这层依靠，他冲着自己唯一的亲孙子，也不能不照管我们孤儿寡母。现在这层依靠又断了，而且整个家族确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生活的最基本保证——吃饭和穿衣都成了最实际的问题。也许真的是天无绝人之路吧，这时出现的真情一幕让我终生难忘。
原来，我祖父在做四川学正时，有两位学生，都是四川人，一位叫邵从 ，一位叫唐淮源。他们知道我家的窘况后，就把对老师的感激，报答在对他遗孤的抚养上。他们带头捐钱，并向我祖父的其他门生发起了募捐，那募捐词上的两句话至今让我心酸，它也必定打动了捐款人：“霜媳弱女，同抚孤孙”。霜媳是指我的母亲，弱女是指那没出嫁，发誓帮助我母亲抚养我的姑姑。结果共募集了2000元。邵老伯和唐老伯用这2000元买了七年的长期公债，每月可得30元的利息，大体够我们一家三口的基本花销了。而邵老伯和唐老伯就成了我们的监护人。我祖父死后，家族里的人，觉得家里没个男人，单过有困难，便让我们搬到我六叔祖那里，我们虽然不喜欢他，但也不好回绝族里的好意，便搬过去单过。邵老伯和唐老伯也不把公债交给我六叔祖，一开始每月还带着我六叔祖和我一起去取利息，表明他们秉公从事，只起监护作用，后来就只带我一个人去。我从十一岁到十八岁的生活来源以至学费靠得就是这笔款项了。邵、唐二位老伯不但保证了我们的经济来源，而且对我的学业也十分关心。邵老伯让我每星期都要带上作业到他家去一趟，当面检查一遍，还不时地提出要求和鼓励。有时我贪玩儿，忘了去，他就亲自跑上门来检查。我本来就知道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再加上如此严格的要求，岂敢不努力学习。唐老伯那时经常到中山公园的“行健会”跟杨派太极拳的传人杨诚甫练习太极拳，我有时也去，唐老伯见到我总关切地询问我的学业有什么进步，一次，我把自己刚作的、写在一个扇面上的四首七律之一呈给他，诗题为《社课咏春柳四首拟渔洋秋柳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