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毋庸置疑，我在国内赛场最辉煌的一刻是在威尔士加的夫千年球场度过的，那次利物浦在2001年的足总杯决赛中客场挑战阿森纳，他们的阵容中拥有迪耶里·亨利、帕特里克·维埃拉这些大牌球员。

　　由于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传统，足总杯比联赛杯重要得多，而在决赛那个特殊的日子来临之前，我已经满怀期待地度过了一个多月。4月8日我们以2∶1击败了维康比，5月12日，我们在一个酷热难耐的下午抵达足总杯的临时存放地。在那之前我的状态一直很棒，我知道教练一定会派我上场，丝毫没有在联赛杯赛前对于自己位置的焦虑。我相信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抓住，前锋能够连续进球正是出自这样一种精神力量。

　　在加的夫一战之前，我穿着自己平时穿的那双茵宝球鞋，砰砰地接连射穿对手的大门。星期四我穿了一双新球鞋，那是茵宝公司为了那场决赛特制的，也是为了推出他们的新产品。我本来打算穿着新鞋去踢星期六的比赛，不过菲尔·汤普森发现了鞋的变化：“你不是打算穿这双鞋去踢阿森纳吧，嗯？”他问我。“穿着旧鞋你可是热得发烫啊，别不信命。”汤普森把教练也叫来劝我，当然是半开玩笑的。他们都不愿意我在这个时候扔掉那双战功卓著的旧鞋，因为前几个星期它曾给我带来那么多进球。最后他们建议我给茵宝公司打电话，把新鞋发布推迟到决赛之后。其实他们并不是担心我穿着新鞋脚会磨出水泡，更多的原因是出于迷信。我按照他们说的去做了，我在茵宝公司的联络人西蒙·马什表现得非常善解人意。最后旧鞋又在足总杯决赛上给我带来两个进球，这倒正好成了这种迷信的宣传品。

　　那天天太热了，奏国歌的时候我们简直要晕倒，而对手阿森纳在八十分钟左右的时间里给我们施加的巨大压力同样令人窒息，他们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有些比赛你要不停地在自己这边救球、堵枪眼，那场比赛就是这样。他们用了七十二分钟，终于由弗雷迪·永贝里进了一球，不过我感觉到，他们正在一点点泄气，因为无论怎样努力，他们都无法进一步确保胜利。为了再进一个球，他们似乎正在用尽身体里的最后一点力量，所以当我们十一分钟之后扳回一球时，他们的士气似乎一下子崩溃了。

　　我们一扳平，我就知道我们赢定了。如果你相信命运，你就会说我们命该如此，因为在那场比赛所有的时间里，阿森纳一直想打垮我们，可他们失败了，这种挫折感在他们队中一点点积蓄着。尽管上半场我们一直被动挨打，但是我知道，一旦有机会扳平我们就能最终获胜。我说这话的依据是在我打进第一个球之后，对手已经彻底泄气了，你能看见他们的身体矮了下去。对方使尽浑身解数，不过就进了一个球。可是突然之间、在比赛只剩下七分钟的时候，两队又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而我们出现了反弹势头。在一场重要的比赛里，如果势头猛然扭转，那么此前发生了什么事都完全不算数了。我打进第一个球，就知道比赛已经结束了。

　　终场前七分钟，加里·麦考利斯特发任意球，马库斯·巴贝尔把球踢到了我这个方向，我和马丁·基翁在争抢这个球，而罗比·福勒牵制住了冲过来的帕特里克·维埃拉，我抬脚怒射，球钻进球门底角。不管随后发生了什么，能在足总杯决赛里进球已经让我心潮汹涌。尽管我也想继续踢下去赢得比赛，不过那一刻我真希望能尽情享受在这样美妙的体育场里攻陷一个如此强大的对手的城池的瞬间。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形容五分钟后发生的一切，因为对我来说这段记忆如此特别。阿森纳罚角球，球被破坏到了帕特里克·伯格脚下，他大脚把球吊到阿森纳的右后卫李·狄克逊那边，我一路冲刺超过了狄克逊，又带着球冲向了赶上来接应他的托尼·亚当斯。上半时我就曾经和亚当斯交过手而且带球过了他，不过我觉得他的小动作确实能起到阻挡的作用，而且裁判还看不出来，这当然归功于他丰富的经验。可如果让他整个下午都对我干这个，那可怎么办？不过这次我占得了先机，需要做的就是在最合适的时刻一击致命。从那天之后，每次我们再踢阿森纳，他们总会把基翁留在后面守住两角，并且留出一定的空间，这次的教训让他们学乖了。我起脚射门，看着球直冲球门一角飞了过去，现在回想起来有些运气的成分，因为它越过了大卫·希曼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