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我：“你在英格兰队里打牌吗？”我会痛快地承认，为什么不？这又不是犯罪，我们也不是不负责任的人。首先要记住，长达五六个星期的旅途很容易让人厌倦。如果有朋友到我家来，我绝不会想起玩牌。对我来说，那是属于旅途的消遣，就是这样。作为一名职业球员，你得在训练和比赛之后让自己身体放松，可你又不能跳舞、四处乱跑或是做有压力的事情，你必须放松下来，把自己的双脚平搁起来休息。我不能想像从事任何一个行业的人能每天在同一个宾馆房间里坐上十二个小时，一连六周都是这样，而房间里只有阿拉伯语和日语节目可以看。想想时差，你又很难给家里打电话。而即使是在球队里，如果你不小心翼翼，也会感觉被孤立。

　　因此2002年夏天，大家会互相串门，聊聊俱乐部，说说闲话，谈谈世界杯。有些人一起听音乐，有些人坐着聊天。我知道有的球员的包里全都是手提电器，还有DVD机。这些高科技产品肯定花了他们成千上万，这是他们选择娱乐的方式，而我们的一副牌才二点五镑，既增进友谊又找到乐子。我们在迪拜待了一个多星期，在韩国一星期，在日本三个多星期。除去比赛和训练有大把的空闲时间，所以在日本，我们四五个喜欢打牌的人就玩了玩，这又有什么问题？事情就是这样。从迪拜旅程开始，我们五个人开始玩扑克，一分值十英镑，大家记了一笔账，然后是在韩国世界杯期间。

　　我、谢林汉姆、大卫·詹姆斯、基伦·代尔和韦恩·布里奇。我们从来不把钱放在桌子上，一次也没有，只是用一个练习本，把五个星期以来所有的分数都记在上面，所以不存在每天把钱拿来拿去的问题。旅途结束大家算总分，看谁赚了谁赔了，整个过程既有秩序又有节制。我们从来不在更衣室打牌，也不会在比赛前一天晚上或当天上午玩，只在飞机上或是空闲时间在宾馆里玩。打牌从未影响踢球，输赢的数目也不会让我们心疼得睡不着觉，所以没人能说它影响了我们的场上表现。如果真会这样，那么我们就应当表现得像个成年人，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和球队。世界杯是我职业生涯的顶峰，我不会为了几局牌去冒险。

　　如果我认为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五个星期有助于我的场上表现，我会很高兴地去做。然而事实是让你的脑子离开比赛、和伙伴们聊聊天、让旅途不知不觉地结束更有好处。如果你不能享受生活，你也踢不好足球。每个人都有在大赛的高压下自我放松的方式，一个二十五岁的英格兰球员应当知道怎样能让自己正常发挥，学会收放自如，因为这是他的职业，他不需要再像个孩子一样被教导着做这做那。在比赛日或者前一天，我决不会碰一下牌的，除非比赛结束我们飞回基地的时候。

　　我不会允许任何东西干扰足球。我们既不炫耀也不狂妄，从来不会把二十英镑的钞票在桌上扔来扔去，大家习惯于安安静静，在一个小本上记账。最后一次是在从日本回家的路上，我们要算总账了，当然输家想赢回来一点，而赢家则想保住胜利果实。露易丝坐在我后面，我出牌的时候她做参谋，所以没人能指责我们不顾家人反对挥霍金钱。在英国航空公司的新飞机上，我们支起一张牌桌，妻子们女朋友们在身边，大家围成一圈。

　　如果赌金过火，露易丝肯定会和我咬耳朵的。埃里克森也知道我们玩牌，他并没神经过敏，因为他知道我们不会一直打到凌晨3点也不睡，所以他没下达宵禁令，因为不需要。就像我说过的，我们是成年人。回顾我的成长历程，从还是个孩子起我就极端争强好胜，无论干什么我都想赢。如果让我选择，我还希望能有奖励。我在八九岁的时候，父亲总能在比赛里赢我，即使我输了他也不允许我放弃；后来我获胜成了家常便饭，可如果偶尔输了，还得交出一先令，这让我觉得备受挫折，于是我咬紧牙关努力要赢回来。如果父亲没和朋友在一起，他就会来找我们这些孩子，和他去打斯诺克是我的一大乐事。我忘了是他的主意还是我的，总之一打斯诺克我们就会赌上大概五十便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