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利物浦，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夺得英超冠军。不过每代表英格兰队参加一次国际大赛，我都相信我们能够走到最后。在崎玉那场紧张的比赛中，我们依靠索尔·坎贝尔的头球1∶0领先，但是很快就失去了主动权。为了保住一球的优势，我们的后卫线收缩得太靠后了，锋线和后场的距离足有六十码那么远——这样，我们就踢得越来越被动。我们不是一支打长传反击的球队，把球控制在地面上才是我们的风格。也许是因为比赛太重要了——这是我们在世界杯上的第一场比赛，我们太想踢好了——这反而扰乱了我们的思维。随着比赛的深入，瑞典人制造的威胁越来越大，看起来，踢成平局就算不会让我们大喜过望也能让我们满意了。

　　我并不是在批评后卫，如果我背后的号码是“5号”的话，我肯定也会这么做。1∶0领先，又处在重压之下，是不应该冒险在我方人数占劣势的危险区域进行短传配合的。赛后，埃里克森指出了我们犯下的错误。作为英格兰队球员，你不能把别人写了你些什么、说了你些什么都记在心上，但是外界批评我们的激烈程度开始让一些球员们厌烦了，这其中就包括我。我们不是一支长传反击的球队，我们只不过是发现自己处在很不利的战术位置上，这并不能成为把我们称做“只想把球往天上踢的山顶洞人”的原因。没能够进球，我也很失落。

　　每一名前锋都盼望着进球，在一场揭幕战中，这种责任感就会特别强烈。我觉得自己在对瑞典队的比赛里状态好极了，这多少还得归功于在迪拜做的那些让我抱怨不已的跑步练习。我觉得状态不错，但却没有得到多少进球的机会。有一点我得承认，在比赛之外,我们和日本文化以及日本人的生活接触不多。比如说，我们有随队的厨师，不过，如果在全部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还能在日本停留几天，大家就会出去尝尝日本料理。我对外国文化特别着迷，但是，有的时候人们还不太明白，我们是职业球员，是靠踢球来挣钱的。寿司对我们来说很有吸引力，但是饮食结构变了，你的新陈代谢也随之改变了，这对你的身体是一个新的挑战，因为你的新陈代谢根本不需要发生改变。日本料理肯定很不错，但是它和保持职业球员的日常习惯是一对矛盾。即使是在随利物浦队参加欧洲比赛的时候，我们也坚持日常的食谱。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是成为职业运动员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我们的训练营太封闭了，埃里克森害怕我们闷出事来，所以我们有时也在弦快绷断的时候出来散散心。

　　在离训练营有二十分钟车程的地方有一个高尔夫球场，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去那里打上几杆。埃里克森相信我们会像成年人一样处事，既不会惹是生非，也不会在球场里逗留太久，辜负了他的信任。我们还曾经在当地的一家硬石咖啡屋度过了一晚，在一场比赛之后也曾经在麦当劳大吃了一顿。1998年的世界杯其实就是健康饮食的终极版：我们要吃各种各样的药片、饮水受到严密监控、食物种类也受到了严格限制。不过如果某个晚上主教练对我们说，“算了吧，咱们出去放松几个小时”，你心里就会觉得暖洋洋的。这种做法也许并没有被写进教科书，这些事物也并不像一盘意大利面条一样有营养，但是它对人的心理作用非常重要，这也是备战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

　　逃离酒店，逃离房间里你天天面对的那四面墙，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埃里克森在世界杯期间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受到了关注。他把我们当成负责任的人那样看待，就因为这一点，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训练营里的气氛自然也就好得不能再好了，尤其是在和阿根廷队的比赛之前，这是我们在F组里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我们和老朋友在１９９８年法国世界杯上那一场比赛的续篇。当年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你可以感觉到，全队的决心都非常坚定。那一次贝克汉姆被罚下，点球大战给我们留下了伤痛，我们可不想再次输给对手。在我们１９９８年被阿根廷队淘汰之后，双方都尝到了一些苦涩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