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离开球场的那一刻起，我们的生活就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噩梦。我想没有人能够预言此事将如何了结，也没有人知道大卫会如何被视为仇恨的对象，更没有人能预见他是如何学会坚强面对并反击那些恶意攻击他的人们。事后想来，我觉得完全可以说正是这次经历才让大卫成长为一名真正的男子汉。他比以前成熟了，因为他别无选择。

　　那天晚上我们只能把他留在队里，因为我们俩必须立即赶回英国。虽然很不情愿这么做，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凌晨两点半的样子，我们降落在了斯坦斯特德机场。下了飞机以后，我们都有些茫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

　　我们回到家里，我坐下来把电视上正在播放的那场比赛又看了一遍，可我仍旧无法相信已经发生的一切。一直以来，大卫都无法真正解释清楚他为什么要把脚伸出去——那只是一名年轻气盛的球员在一时冲动下的反应，况且他当时还处于大赛带来的巨大压力之下。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仍然认为大卫犯的规充其量只能给张黄牌。这是裁判的判罚失误——然而，如果说裁判只是举起了一枝枪，那么霍德尔就是扣动扳机的那个人。

　　虽然知道肯定睡不着，我还是在早上六点的时候上了床。我断断续续地打了几个盹，快七点半的样子，突然有人不停地在砸我们家的前门。我从卧室的窗户里往外一瞧，嗬，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家门口的马路，就是那条只能容下两辆汽车并行的小路，居然已经挤满了人，至少有三十多名摄像师，三家以上电视摄制组，还有多得我数不过来的记者。简直是天下大乱了。

　　我磕磕绊绊地下楼去开了门——砸门的是一名记者。我甚至都还没听清他的问题，就咕哝着说：“不，我无可奉告。”

　　其实在此之前我们也跟媒体接触过几次，在大卫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都有过。不过我们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阵势，我们都吓坏了，根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那天桑德拉和我本来都应该去上班，乔安妮也要去上学。可是我们甚至都无法迈出家门半步。

　　接下来，我们家的电话线又出了问题。我以前在房子里一共接了两根线，一根是传真线，另一根是普通的电话线。我们把那根传真线专门留作业务用途，另一根就用来处理常见的日常事务。当时我还以为这么做是正确的，不过随后我就得到了深刻的教训。

　　桑德拉用那根传真线拨通了“老人之家”的电话。她是那儿的一名理发师，她跟他们说自己今天去不了了，因为我们跟媒体有些小麻烦。大约半个钟头之后，我们竟然接到了“老人之家”的女负责人打来的电话。她说她想弄明白桑德拉是否把他们的号码告诉了别人，因为来了成堆的记者在那儿一个劲儿地问问题。

　　接着乔安妮也用同样的电话打给了一位同校的朋友，她解释说今天上不了学了。大概过了２０分钟，那位朋友也给我们打电话说他接到了报社好几个电话，询问他是否跟贝克汉姆一家有关系。

　　第二天我们才发现有一辆架着天线的转播车一整天都停在路边。乔安妮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们说曾看见有两个男人坐在里面摆弄刻度盘。于是第二天在大卫的经纪人托尼·斯蒂芬斯给我们打来电话时，我就把我的怀疑告诉了他，因为我相信他们肯定是偷听了我们拨出去的电话。不出所料，我刚挂断电话，那辆车就开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