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死后十一年，李敖印出他的遗著《中国文学史》，在书的序中旧话重提，谈到所谓”不孝”之事，他说：“据我所知，李济先生现在‘没有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已‘潜返大陆’了。所以李济先生是属于‘教子无方’的类型。李济先生当然不愿归咎于这是他自己的‘教于无方’，他当然说这纯粹是他儿子的‘不孝’，他当然在饱受刺激之余，油然而生一种‘不孝过敏症。’——对‘不孝’的谣言神经过敏，并盼望别人的儿子也‘不孝’。李济先生这种毛病，我们也不必怪他，因为这本是一个失败的老年人的心理变态。所以当我们看到他所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不走向‘学术研究’，而走向‘标榜孝道’的时候。我们除了该佩服外，没话可说。”

　　不料祸祸相沿，李敖在这篇序里提到“潜返大陆”之事，又引起“调查局国特”们的过敏和不满，强令文星书店撕去这篇序才能卖书，所以，可以说，李敖二十岁坚持的这次丧礼改革，不但祸延显考，并且祸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由，最后还祸延他进不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然而，李敖的丧礼改革虽然在两千人面前挨了骂，可是他不在乎，因为他是“真小人”！

　　父亲的精神给李敖以很大影响，李敖对父亲也始终感念不已。毕业于北大的父亲对李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但却并没像时下望子成龙的父母那样对孩子的事情“事事关心”，而是完全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教育方式。他从来没有拒绝过李敖向他要钱买书、从来不干涉他想要看的书，并且从来允许他自由意志的自由发挥。

　　这里有一个最鲜明的例子。从初中二年级开始，李敖就坚持改革，移风易俗，不过旧历年。他认为过旧历年是一种不进步，并且违反现代化。李敖爸爸是最通达的人，也最能理解儿子的卓见，于是他说：“好小子，你不过就不过吧，你不江我们过!”于是爸爸、妈妈以及姊姊妹妹弟弟们，便开始兴高采烈，大过其年。他们吃大鱼大肉，李敖偏要吃炒饭；他们熬夜，李敖偏要早睡；他们送来糖果压岁钱，李敖一概退回。当然，对儿子不过旧历年，爸爸也面临理智与感情的矛盾：理智上，他知道儿子做得对；感情上，他怪李敖太重是非，太不肯迁就。但后来也就习惯了，就这样一连过了五个年头，直到他死以后，为了母亲，李敖才向旧习惯屈服，开始重过旧历年。

　　李敖爸爸只给儿子留下二项有形的遗产：一、两套《资治通鉴》；二、一只普通的手表。由于是火葬，手表拿了下来，那时李敖穷得没钱买表，就戴了爸爸戴过的表。

　　李敖父亲死后，全班同学捐了一大笔钱准备送给李敖，捐钱时人人都捐，惟独李敖最知心的好友陆啸钊不捐，理由是：“李敖个性狷介，他绝不会要你们的钱，不信你们送送看！”果然不出他所料，当学生代表带着捐款赶到台中时，李敖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