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小小的年纪就敢于坚持自己的道路，而不为权威所迷惑，不盲目跟着权威设计、引导的路走。对钱穆的倾慕与放弃，实际上正是李敖真正开始思想独立的开始。

　　读书的丰富，思考的独立，使李敖的思想日趋成熟，这使他在小小的年纪就敢于坚持自己的道路，而不为权威所迷惑，不盲目跟着权威设计、引导的路走。对钱穆的倾慕与放弃，实际上正是李敖真正开始思想独立的开始。

　　当然，这个思想定型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读了很多书、困学求变以后的事。进入现代以来，左右问题、中西问题、新旧问题……这许许多多困惑着中国的问题，也同时困惑着许许多多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水平不好、政治干扰，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失败了，他们困惑终身，无法在思想定型上有又早又正确的判断。在这方面，李敖却是个非常鲜明的一个例外。

　　钱穆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文化史家，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任教，1949年到香港定居，1964年迁居台湾，任中央研究员院士。

　　李敖从小学时代就知道钱穆，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过《开明文史丛刊》，其中收有《孟子研究》，就是他最早知道钱穆及其著作。到台湾后，由于国民党统治思想、管制书刊，进步和左派的旧书都查禁了，新书一本也看不到，李敖的许多时间，都花在研究古典上面，钱穆的著作、自然成了他的必读书，加上当时共产国民党正在激烈批判“胡适”型学者和“钱穆型”学者，所以李敖对他们两位都很注意。

　　李敖与钱穆的结识，得力于同学徐武军；徐武军的爸爸是徐复观，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1952年钱穆应谈江英专(淡江大学前身)校长居浩然的邀请到校讲演，不料演讲过程中天花板突然下落，钱穆受伤，当时徐复观想在学术界插一脚，想拉拢钱穆，就把钱穆接到徐府养伤。徐武军是李敖的好朋友，就对李敖说：“你李敖程度这么好，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听说去见钱穆，李敖又惊又喜。不久，即同年的6月15日，徐武军带着李敖见到了钱穆。

　　钱穆为人极为亲切，对两个来访的高二学生，也没有任何架子，就聊起天来。李敖向他请教治国学方法。他说并没方法，要多读书、多求解，当以古书原文为底子为主。免受他人成见的约束。书要看第一流的，一遍又一遍读。与其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不要怕读大部头的书，若养成读大部头书的习惯，则普通书就不怕了。读书时要庄重，能静心凝神，任何喧闹的场合都可读书，否则走马看花，等于白读。选书最好选已经有两三百年以上历史的书，这种书经两三百年犹未被淘汰，必有价值。新书则不然。新书有否价值，犹待考验也。

　　这次去看钱穆时，李敖特意带去自己写的《李敖札记》第二卷，钱穆接过去，翻了一下，看到第一篇《梁任公上张南皮张尚书书)，他很惊讶，问李敖梁启超这封信的出处，李敖告诉了他。这件事，使李敖很有感触：钱穆的不耻下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风度，令他发自内心地敬佩；但这么大的学者竟然不知道这封信的出处，他的学问的广度令李敖起疑。告辞前，钱穆约李敖再去看他。李敖虽然每天都经过他门口，看他很方便，但他没再去。

　　后来钱穆回到香港，第二年，即1953年4月14日，李敖给他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并附信提了两个问题请教，钱穆很快回了信，对李敖褒赏有加：“知君努力学问，与日俱进，若能持之有恒，继续不懈，将来必有成就，可喜可贺。学问之事，首贵有恒心，其次则防骄气，小有所成，志得意满，中道而止，早有聪秀之质，犯此二病，终不能有远到之望，唯立志高远，始克免此，君尚在青年，向学伊始，故持以此相勉。”信中还答应将连载其新作〈论语新解〉的杂志按期邮寄。

　　钱穆的信，写得工工整整，足见其主敬修养，而他答应寄的“某杂志”也按期寄到，使李敖对他越发感念。按说以钱穆对自己的赏识，以自己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但李敖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他思想定型的历程里，他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对钱穆，李敖终于论定他是一位反动的学者，因而不再能引起他的兴趣。李敖佩服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但对他在朴学以外的扩张解释李敖则大都认为水平可疑。钱穆的头脑大迂腐，迂腐得自成一家，这使李敖觉得很不能理解。

　　李敖毫不犹豫地将迂腐落后的钱穆抛在后面，而选择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并在九年后的中西文化大论战中，对钱穆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此后就“枪”声不断，直至1986年，李敖还发表文字，对钱穆倒在蒋介石怀里表示极度不满。并为钱穆的堕落深感惋惜：

　　回想我与钱穆的一段因缘，我的确完成了“一朝眉羽成，钻破亦在我”的阶段，可惜的是，钱穆本人，却愈老愈“自缠”得愈紧了。如今他过九十三岁生日，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人人称庆，我却别有志哀，——我为钱穆惜，他有做成真正“一代儒宗”的机会，可是他却做成个假的。历史上，真正“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者怀里的。

　　但无论如何，李敖心里一直感念他，毕竟在他少年时代，钱穆曾经为他心仪、曾经热心指导过他、帮助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