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的名册里并没有你，可是我想带你回去，带你去共同参加那个新尝试的大运动，这个大运动是成功是失败不敢确定，但它至少牺牲了我们这一代而为了另外一个远景，至少比在死巷里打滚的国民党痛快得多了。

　　李敖从小就不满于国民党，但他对共产国民党了解也知之甚少，但因为严侨有那样的背景，有那样的偷渡经验，李敖相信严侨的话，答应跟他走，梦想着自己也会去参加一个重建中国的大运动。这是一个激情焚烧的梦，两人为这个共同的梦想激情憧憬着。

　　梦想毕竟是梦想，终于有一天半夜里五个彪形大汉闯进严侨的家，惊醒了他的梦，也惊醒了李敖的梦。

　　严侨被捕了。这是1953年的事。这一年严侨33岁，李敖18岁。

　　严侨被捕时李敖还不知情，第二天中午，李敖的父亲从学校回来，说起了学校传闻严侨被捕了，李敖听了既震惊又伤感。他马上想到：严侨这一去，留下来的严师母和三个小孩该怎么办呢？当时严侨的大女儿严方才三岁，儿子严正尚小，小儿子严谅还在母亲怀里吃奶。

　　此时人人自危，没人敢来照顾这些孤儿寡母，李敖当时休学在家，还是个高中生，家里又穷，实在没有任何收入来帮师母，最后他竟早饭不吃，存一些钱，送给“严师母”，这在当时是冒着极大的危险的，连李敖的爸爸知道儿子这样做之后都严肃地对他说：“严侨既然被捕了，谁还敢帮他呢？”

　　过了一段时间，严侨还是音讯全无，在这种情况下，严师母寄希望于亲戚，于是收拾一下残破的家当，带上三个小孩，含泪北上投亲去了。

　　此后严家没有了消息，李敖也要忙于大专联考，再不能为严侨做什么事了。

　　严侨和严侨一家，就这样在台中育才路消逝了。有时夜里散步，李敖还会经过严家旧宅，遥望院里的一片浓荫相屋里的一片死寂，唯有内心悲凉而已。

　　几年以后，一天在台大遇到胡家伦，他问李敖：“你记得严侨吗？他死了，死在火烧岛。”

　　李敖后来在回忆严侨这位良师益友时深情地说：

　　在我思想成长的过程中，严侨虽然对我已是‘过去式’，但他的伟大人格，他的声容笑貌，他的热情犀利，他的悲惨人生，却对我永远是‘现在式，他是我人格上的导师，我庆幸在我一生中、能够亲炙到这么一位狂飙运动下的悲剧人物。使我在人格形成中，得以有那种大陆型的脉搏，那种左翼式的狂热，那种宗教性的情怀与牺牲。在这些方面，严侨都给了活生生的身教。也许严侨本人并不那么丰富，那么全面，那么完整，但对“少年十五二十时’的李敖而言，无疑地都成为我的导师。最后，虽然导师自己倒下了，但他的学生还在前进，——他的学生没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