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抗战前后，父亲转职西安、重庆，我出生在西安，启蒙教育也在战火中连天更迭动荡，一年级到五年级共换了四所学校。作秀小学一年、北新街小学两年的西安时期，小心灵里只知道危机常在咫尺之间，父亲在中央战干团工作，虽说军阶为少将，但战时生活艰苦万分，记忆中，他每日穿着粗麻布的军服，天不透亮就得动身出门，沿着城墙从城东走到城西上班。那时战火正当炽烈，西安属日军轰炸重镇，几度炸弹就落在邻舍屋檐。父亲这样朝出晚归，看着他小心翼翼在炮火中穿梭的身影，真不知这一挥别后，是否还能再见到他平安踏进家门。母亲和我每日活在恐惧之中，相依为命。

　　“九年西安煎熬之后，一家三口迁到重庆，开始了无“家”可言的日子。父亲只身在李子坝工作，为着我们母子的安全，将我们安置在母亲任教的黄桷桠南山中学宿舍里。爱国又爱家的父亲，每到星期天的清早，就必须从李子坝过长江，翻山越岭，来回数小时步行，直到草鞋磨破、两脚鲜血淋漓，才能到达南岸黄桷桠与母亲和我见上一面。往往相聚未及盏茶，又已到了他兼程往回赶路的时刻。每在黄昏暮色中，倚门凝望父亲清癯削瘦的背影，渐行渐远，生离死别之感，常不禁令我纵身母亲怀抱，相拥泣下，孤寂无助的心情，幸赖父亲这份深挚的爱心得以抚慰、平复。

　　“……记忆中，为着怕我在每天上下学的道途之中遭日军轰炸，虽只是八岁的小毛头，也只得送我住校过集体生活，那种穿草鞋、抓虱子、吃各种非米类谷物混杂的‘八宝饭’生涯，真是滋味犹新。每周能从家里提一小罐猪没到校拌点盐巴下饭，已经算非常奢侈的享受。懵懂岁月里，伴着艰苦物质生活的课余却不难打发，因为生性好玩，所以非得集中精神全力将功课完成以便打球去也，这种‘念书时拼命念书、玩乐时尽情玩乐’的观念与习惯，一直伴随我到大学毕业，都觉得极具效率，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