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长马英九与父亲马鹤凌两代与连战都有长官与部属之情。马英九评价连战：“他最大的一项优点就是宽宏大量。他其实口才很不错，但绝不刻薄，谈话间一定会给人留余地，是非常厚道的人。”

　　国民党内提及连战的人，几乎都会用宽厚、包容、雅量、厚道等词语形容，这几乎成为连战个性的一种定调。

　　曾担任连战“机要”的李大维说：“有时，我可以看得出来他对某人的某个行为不高兴，例如皱皱眉头等，但他从不曾在我们面前批评过人或说别人的坏话。”

　　回头看近十几年台湾政坛，国民党内几场政争风雨，连战几乎不曾涉身其中。与任何一派强烈对立、冲突，甚至在国民党成员另组新党后，一位新党的创党元老也感叹说：“不论我们与连战关系如何，他主政的四年半，也是新党从创始到发展最重要的一段时期，他从不曾打压我们，仅凭这一点，我们就没有理由反对他。”

　　形容连战是政治上的“不沾锅”，应不为过。

　　对部属宽厚，对批评者包容，对曾是敌对者厚道，这类故事时有所闻。

　　曾任南投县长的林源朗，在连战竞选“总统”时公开表态，会全力支持连战。林源朗是林洋港的胞弟，“林郝配”（“郝”指的是郝柏村。）曾是李、连搭档的重要对手。

　　林源朗曾私下说，1996年选举期间，连战对林、郝两位对手不曾有一句重话，仅凭这一点，“我们兄弟俩就没有理由不支持他”。

　　1995年夏天发生的“五百元便当事件”，以及1997年的白晓燕案，连战都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但他坚持不迁怒部属，不愿“弃车保帅”，以致对他个人形象造成极大伤害，最后也为此黯然下台。

　　1996年，连战巡视台中市时所发生的“五百元便当事件”，其实有一段前曲。事件发生前三个月左右，连战巡视基隆市，当时随行的记者很多。但因基隆市政府安排的场地非常有限，只有三桌的空间，连战的随扈都必须坐在旁边厢房的榻榻米上吃便当。主办单位虽然安排了记者席，但主要是邀请地方记者入席，并未想到另外安排随行记者的餐饮问题。因此，随行记者只好在外面的餐厅解决午餐问题。直到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向记者席敬酒时，才发现随行的“行政院”记者都不在现场。

　　“徐立德找记者风波”在基隆虽落幕，但从此以后，“行政院交际科长”徐光普再安排连战地方巡视行程，与地方政府联系时就谨记，“随行时会有主跑‘行政院’的记者，他们是‘院长’的贵宾，一定要安排与‘院长’吃一样的餐点”。

　　当年8月，连战到台中市巡视。台中市政府安排的是“日本定食”。但让“行政院”不能理解的是，台中市政府将用餐的场地分为两层楼，连战与地方人士及随行记者在楼上，台中市地方记者在楼下。而楼上吃的是五百元的定食，楼下吃的则是一百二十元的便当。

　　当时的“新闻局长”胡志强还记得，当天台中市选出的“立委”沈智慧还特别跑到楼上看看他的餐点，然后念念有词地说：“果然比楼下好一点。”当时，胡志强还觉得沈智慧有点“奇怪”，吃顿饭有什么好比的，完全没料到，因为不平等的待遇，楼下已充满愤愤不平的气氛。

　　此后，连战吃“五百元便当”的消息立即见了报，也成为“立委”质询的焦点。直到事后几年有余，连战还深受其苦。

　　“五百元便当事件”发生后，很多“立委”及媒体都要求处分徐光普，徐本人也提报告自请处分。当时的“行政院秘书长”赵守博向连战报告时，连战说：“这种事也处分，谁还会替我们办事？”赵守博再向连战分析，外界声音势不可挡，连战考虑一下说：“什么样的处分不会留下记录？”赵守博说：“口头申诫。”于是，这件事就以“口头申诫”处分徐光普而暂告一段落。

　　但是，真正考验连战的还是1996年底发生的口蹄疫事件、刘邦友命案、彭婉如命案与白晓燕命案。

　　这些事件造成社会人心惶惶，“立法院”内不分党籍同声挞伐。最初，目标只指向当时的“农委会主委”邱茂英以及“内政部长”林丰正；最后，1997年5月4日及5月18日的两次游行，更将矛头指向连战。

　　建议连战“弃车保帅”的人士络绎不绝。以当时的气氛，如果及早撤换邱茂英与林丰正，指责的声浪不会到达连战的头上。事实上，邱茂英与林丰正都是1996年“内阁”改组时，经“省政府”推荐任职的。林丰正固然在连战任“省主席”时，就与连战默契极佳（林丰正当时是国民党省党部主委），但邱茂英与连战几乎毫无渊源。

　　不过，连战对“弃车保帅”的建议始终不为所动，只强调“这不是政策上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