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人物的施政，都不免受其记忆与成长背景的影响。出生在西安，抗战胜利后赴台的连战，因为特殊的成长背景及家世，拥有不同族群的记忆背景及非常广阔的人脉。从这其中来看连战的施政，或许更能感受他在许多决策时的考量与情感。

　　先从抗战谈起。

　　有一回，连战与“总统府资政”徐立德谈起抗战胜利后的大陆时，徐立德坦承他对抗战后的大陆印象非常不好。徐立德当时是流亡学生，他看到战后凋敝的山河，及因失去战场而军纪涣散的军人。

　　但是连战却说：“那个时候，还是有值得怀念的地方，民心的团结与高涨的士气。”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的连战还是站在街边，拿着国旗狂摇的一个9岁孩子。那一年，连母口中的“战娃子”与父母同在重庆，亲眼目睹中国人的胜利。

　　当年拿着国旗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致敬的那一幕，是连战对中国人最大一场灾难的最后记忆。因此，当1995年，台湾社会为“抗战”胜利五十周年还是“终战”五十周年一词激烈争辩，时任“行政院长”的连战决定筹建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纪念碑。此一纪念碑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主持，如期完工，地点位于台北市的中山堂。因为中山堂曾是1945年举行“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处。

　　“抗战”是中国传统使用的字眼，纪念的是自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国人投入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终战”则被视为所谓“中性”的字眼，即是日本人所使用的字眼。

　　所以，决定设立纪念碑的那一次会前，连战与当时的“新闻局长”胡志强讨论讲稿时，曾对他说：“大家都说不要忘记抗战，我怎么会忘记？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抗战对我有特别的意义。”

　　说到“特别的意义”，还有一段故事。1987年6月10日，连战在“七?七事变”五十周年前夕，向“国军历史文物馆”捐出父亲连震东藏有的两把日本军刀。这两把军刀，是1945年连震东赴台参与接管事宜，在当时的“台北州町”举行接收典礼时，当时的日本“台北州知事”解下这两把日本军刀呈献给连震东，以示投降。1986年12月1日连震东去世前夕，特别叮嘱连战，要将这两把军刀捐送，为抗战胜利留下纪念。

　　“抗战”对连战有特别的意义，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亦然。1945年随父母到台湾的连战，曾亲眼目睹“二二八事件”的发生，许多受难者与连战家族都有密切的关系。

　　“二二八关怀联合会理事长”林宗义博土，与连战家族有三代的交情。有一回，林宗义去连战的办公室，连战还特别拿了一本书给林宗义，书中详述了连战的祖父与林宗义父亲的亲密友谊。

　　“二二八事件”受难者陈圻的遗孀谢绮兰曾说道，连雅堂和她的父亲谢石秋，同是台南诗社的诗友，连震东则是陈圻一起留学日本庆应大学的校友。陈圻的女儿陈双适结婚时，还是由连震东担任的介绍人。因此，1993年1月10日，已内定接任“行政院长”的连战，虽然正忙于各地拜会“立法委员”当选人，仍抽空参加陈圻的百岁冥诞追思礼拜。

　　“二二八事件”受害的前省立宜兰医院院长郭章垣也是一例。他的女儿郭胜华曾出面表示，有人怀疑连震东曾在“二二八事件”中协助迫害台湾菁英，此一说法不正确。

　　原来，郭章垣也是连震东在日本庆应大学的校友。当年，郭章垣遭人陷害入狱时，同在宜兰医院担任外科医师的蔡阳昆，跑到台北请当时在“省参议会”担任“秘书长”的连震东救援。当时连震东二话不说就写了一封信，拟交予当时的宜兰市长设法营救郭章垣。可惜已来不及了。郭胜华透露，事后在她成长与求学的过程中，连震东曾特别资助她完成学业。

　　后来，郭胜华曾出任“二二八关怀联合会”的理事。但每逢有人以吴浊流所写的《台湾连翘》指责连震东是出卖台湾菁英的人士时，郭胜华就会出面为他澄清，指此一说法不准确，至少她所碰到的是乐于救人的连震东。对此，“省文献会”的编纂李宣锋也曾表示，他研究“二二八事件”已近十年，连震东当时有救人而没害人，吴浊流所述是偏离事实的。

　　与连震东交情极好的前“海基会”会长辜振甫说，他曾多次在连家遇到向连震东求救的受害者家属。辜先生形容，“他总是拍拍胸脯说：‘我去找陈仪。’不曾犹豫，这就是我所说的，震东先生是直言也敢言的人。”

　　连震东有此机缘，一来是他的人脉很广，包括从小念书的同学、日本前后期的校友、连雅堂的友人等；二来连震东是“二二八事件”委员会的委员，有其管道可以尽力。

　　为不忘“二二八”这段痛史， 1990年6月连战出任台湾“省主席”时，曾指示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篡“二二八事件”辑要。这些辑要，就是要保留当时已所存不多的文献，包括历史文件或相关人士的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