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顽皮好动的本性，到了七岁八岁‘狗都嫌’的年龄时，着实令母亲和师长头疼不已。还记得母亲‘治’我唯一的法宝，便是在她非离开片刻不可之时，用笔在地面就地画上一个大圈圈，命我坐在圈圈里的小板凳上不准出来。如果母亲返来发现我有离圈远令的嫌疑，免不了得吃顿苦头。

　　“……为着‘调理’我的顽皮好动，母亲又想出个拘孙猴子的紧箍咒，就是开始让我学弹钢琴。记得初请来的一位张彩相老师，非常严格，简直是以造就音乐家的水准施以专职训练，每周一次、每次两小时的苦刑对我而言真正如坐针毡，但张老师奠下我尚稍扎实的音乐基础，至今不觉生疏，足见‘重典’之效。后来换了位温柔可亲的萧老师，我对钢琴激发出的由衷的兴味，愿意主动来学练，这也证实了循循善诱的疏导之功。我自认不是职业的天才，又因为好运动，坐不住，所以并没有依照两位老师的期望走进音乐界发展，但母亲苦心安排藉钢琴来安定我心性的妙招，倒的确发挥了极大的实效，直到现在，我仍然喜欢古典音乐，若得片刻小憩时，能有萧邦、莫扎特，或巴哈、贝多芬的旋律伴我入眠，那真属最怡然自得的享受。我的小么女连咏心似乎遗传了我所有的特质，但她小小年纪，钢琴造诣已较我当年高明多多，这大约是她的细胞中还带着我妻方瑀的音乐才华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