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隐退香港走向红色北京(2)_读书频道

第三十章隐退香港走向红色北京(2)

http://book.sina.com.cn 2005年04月27日 15:12 新浪读书

连载:霍英东全传作者：冷夏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

　　 “那么，你们当时希望霍生在哪方面起作用?”我问。

　　 “在地产商会起作用，他是会长。我们与他谈，说我们希望与地产商多接触、多见面。那时，我们有两个人参加地产商会，担任理事职务，一个是王宽诚，一个是梁燊，但他们在地产商会里并没有什么发言权，而霍生就不同。他经常请李嘉诚、郭德胜、何鸿燊、冯景禧、李兆基、王德辉等地产商，到他家吃饭，或是到新华社在山顶的招待所和沙涌别墅，让

梁威林与他们见面、交谈。梁威林那时是新华分社社长，对霍生很重视。怎样在地产商里打开局面，霍生起的作用很大。”

　　 “见面时主要谈些什么?”

　　 “最初，大家都有一定的保留，以后熟悉了，就几乎无所不谈，谈得比较多的就是国内的情况和香港的前途……”

　　 “新华社的主要官员与香港一大班地产巨头聚会，会不会引起港府的注意?”

　　 “每次我们聚会，门口都有港府的特务，有时他们也跟踪我们……”

　　 “那你们有什么特别的措施对付他们的跟踪和监视?”

　　 “没有，我们照样聚会，当他们不存在。”

　　 “在这之前，霍生和你们的关系是否密切?”

　　 “不密切，后来在我们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帮我们打开局面。”

　　 “在这之前，中国政府有无通过霍生做过什么事?”

　　 “应该没有。朝鲜战争时做运输，我理解纯粹是他自己的生意。”

　　 由此可知，在20世纪60年代，霍英东已经成为中方的好朋友，还帮助中方做统战工作。李嘉诚、郭德胜、冯景禧、李兆基、王德辉这些大资本家，可能也是从那时起才与中方有所接触的。

　　 就霍英东组织香港那些大地产商与新华社官员见面一事，我也多次追问霍英东本人。

　　 “这种聚会多不多?”

　　 “都几多，差不多每个月都见一次，有时在我家里，那时我们家还住在蟾宫大厦……”

　　 “大家见面时，有无谈政治?”

　　 “很少谈政治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海阔天空聊天，但我记得有一次，何鸿燊在谈到香港的前途问题时说，保持繁荣最重要的是两件事，一是最怕现代慈禧太后掌权，他指的慈禧太后是江青；二是争取联合国把总部搬到香港来。这件事我记得最深刻。”

　　 我继续问霍英东：“据说，港府政治部长期对一些亲中人士跟踪、监视，甚至窃听电话

　　你那时与中方往来这样频繁，难道没有顾虑?”

　　 “我以前同你讲过，1954年卖楼花时，传我被递释出境。港人最怕这个……”霍英东说。

　　 “既然这样，为什么还组织地产商与中方见面，甚至在自己家里聚会?”

　　 “其实，那时，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反而在1973年，我做香港公务员协会网球比赛的赞助人时，港府可能比较敏感一些。”

　　 “你当时出钱赞助香港公务员打球?”

　　 “也没有赞助多少钱。后来，他们把这个比赛项目命名为‘霍英东杯’，一直打到现在……”

　　 “你刚才说港府对此敏感，怎么敏感?”

　　 “一个掌管公务员的高官，好像是屈衍，大家见了面，见到一个商人当公务员协会的赞助人，都不知怎么样做才好……”

　　 “这个协会请你当赞助人，是否有什么政治动机?”

　　 “1973年，一个协会请我，应该没有什么动机的。其实，我也没有出很多钱……”

　　 “你出任公务员协会网球赛的赞助人，是否也改善了与港府的关系?”

　　 霍英东对此问题避而不谈。但是，霍英东一直想方设法改善与港府的关系，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带郭德胜、李福兆上内地

　　1964年，霍英东已经作为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副团长，上京观礼。这个职务虽是临时性的，但亦不能等闲视之。一般而言，若中方不是很信任霍英东，若双方的关系不是很好，中方是不会接受他出任这个职务的。按常理，能够获中方邀请赴京观礼的人，与中方的关系应该是较为密切的；而又能任观礼团负责人的，关系应是更非一般。双方能够建立起这非一般的关系，应该是有过一些接触、沟通、了解的。

　　 却说自1964年第一次北上京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庆典活动后，每年，霍英东都参加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赴京观礼；除了赴京观礼外，自“六七风暴”之后，霍英东还多次率领香港的地产界、工商界和体育界人士，回内地旅行、参观、访问。

　　 有一次，兴致一来，霍英东向我谈起他率团访问内地的一些情景。

　　 “最难忘的是1971年那一次，那年，内地发生林彪事件，9月发生的，但我们一点消息也没有。之前，新华社香港分社通知我们，9月二十六七号启程去北京，但到了二十八九号，仍然没接到动身的通知。我们认为是取消了，那年真的取消了国宴和游行，第一次取消。后来，突然又有通知，要我们即刻启程到内地，很匆忙，连旅行支票也来不及买，就匆匆动身了。那次，我们一共有49个成员，工联会主席杨光是团长，我是副团长。一共去了49天。去前，他们还交待一句，叫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结果，我们去了北京、江西的井冈山、陕西的延安，还有红旗渠……回到香港，才听说林彪事件。本来是观礼的，但最后却变成一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