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国庆观礼绕道澳门上京(1)_读书频道

第二十三章国庆观礼绕道澳门上京(1)

http://book.sina.com.cn 2005年04月27日 15:12 新浪读书

连载:霍英东全传作者：冷夏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

　　1964年9月底，霍英东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活动。这次上京，他并没有直接从罗湖过海关，而是绕道澳门回内地，有人指此举是为了避人耳目。在北京，霍英东第一次见到邓小平。

　　绕道澳门上北京

　　 1964年9月底的一天，霍英东悄悄地搭上信德船务属下的路环号水翼船。这次，他并不是专程去澳门，而只是绕道澳门到内地去。他是应内地之邀，以香港商人的身份，担任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副团长，赴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大典。

　　 霍英东与内地方面的接触，始于朝鲜战争时期，但那纯粹是生意上的往来；而在政治的层面上，中方和霍英东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有接触的呢?

　　 就此问题，我曾问过一位曾在新华社香港分社任职的人士，但他的回答前后有些矛盾，他最初说中方是在“六七风波”后才与霍英东有往来的；一回他又坦认大约是在1961年，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高层如社长梁威林等人已经与霍英东有接触。

　　 我问：“那次见面是谁主动提出来的?”

　　 他说：“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

　　 “在哪里见面?”

　　 “就在旧中国银行大厦。”

　　 “你们接触霍生时，他最初的反应如何，是不是很爽快地就答应和你们见面?”

　　 “是的，大家作为朋友见见面，聊聊天，没有什么大不了。”

　　 “当时，新华社方面有哪些人与霍生见面?”

　　 “第一次见面，梁威林和我在场，最多可能还有祁烽。”

　　 祁烽是1957年来港出任香港新华社副社长及代社长的，而梁威林则是在1958年正式到港出任社长一职。梁、祁两人都参加过抗日战争，组织、领导过游击队抗敌，对香港的情况也较为了解。

　　 我又问：“第一次见面，大家谈了些什么?”

　　 “具体谈什么，我不记得啦。应该是互相了解、沟通一下而已。”

　　我也曾经就此问题，问过霍英东多次，但他都没有正面回答。很明显，他不愿多谈他早

　　期与中方的交往。直到1996年2月份，在我的再次要求下，他才蜻蜓点水般地透露了一些情况，而这些内容与那位何先生所谈的全都一致，连两人谈此情况的口吻、语句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 当然，在当时而言，霍英东与梁威林、祁烽等中方官员见面，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据一些了解中方早期在港活动情况的人士透露，从50年代起，旧中银大厦就成了中方的主要活动场所，中方的重要会议、活动，以及新华社香港分社官员与香港重要人士的会面，一般都安排在那里举行；而港府政治部也一早就发现这个情况，并且在线人提供会议时间、日期、地点及人物等情报资料的情况下，对出入大厦的人物加以摄影和记录。

　　 霍英东第一次与梁威林等人的会面，以及往后在同一地点的见面情况，是否全在港府政治部的绝密侦查下呢?对此，我们虽然不得而知。但据一个前政治部探员1996年初在无线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中透露，一些亲中人士，包括霍英东、吴康民(原培侨中学校长)等人长期都受政治部的密切监视。

　　 那么，在1961年第一次与梁威林等人会面之前，霍英东有无与其他中方人士接触过呢?就此问题，我也问过霍英东。

　　 “朝鲜战争之后那几年，中方有无主动与你接触过?”

　　 霍英东欲止又言：“没有的，一直都没有……老实讲……后来很多人……结果呢，陈祖沛返回广州之后，也没有接触。”

　　 陈祖沛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是“南北行”的富商，曾有人称他为“商界超人”，因他做生意手法高超。他可能是中方的“自己友”，大陆搞“三反”、“五反”时，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他把“南北行”的账本带上广州市，向中方交代自己的经济问题；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陈祖沛受到冲击，被迫跳楼自杀，虽然幸而不死，但却落得个双脚折断的下场。

　　 “南北行”是老牌中资贸易行。朝鲜战争时，在冲破联合国禁运，向内地运送物资方面，“南北行”居功甚高。

　　 从霍英东以上那断断续续的话中，我们可以推测出，他在朝鲜战争时可能与陈祖沛，与“南北行”有过生意上的合作；朝鲜战争后，他可能也与陈祖沛有过往来，但自陈祖沛返回广州后，两人就不再见面。如果以上的推测成立，那可以证明霍英东在与梁威林见面之前，已经与中方有了秘密的接触。

　　 1962年，也就在与梁威林见面之后不久，霍英东又去了一趟广州。

　　 “这是自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第一次返内地。”霍英东对我说。

　　 “是不是为了跟内地方面谈海沙生意?”我问。

　　 “是的，那时，香港的海沙供应出现问题，沙源不够，所以到广州找广东省五矿公司等部门谈合作的事；但是，也不全是谈海沙……”

　　 “还谈了什么?”

　　 “那时，杨尚立请我吃饭，地点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是一间叫听雨轩的地方。大家没谈什么，那时，正是大跃进之后，生活很困难。返广州，最初是作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