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7年，即北宋靖康二年，南宋建炎元年。这一年，北宋帝国覆灭，南宋帝国在风雨飘摇中宣告诞生。中国人陷入长达十余年的兵凶战危血雨腥风之中。

　　当上皇帝以后，赵匡胤曾经万分感慨地说：“天命这玩意儿，求之不得，拒之也不成。世宗是多么英明的一个人，见到方脸大耳的人就要干掉。可是我整天就在他身边，却安然无事。这就是天命呀。”事实上，赵匡胤取得周世宗柴荣的信任相当不容易，除了万死不辞、忠心耿耿的冲锋陷阵之外，他对人情世故烂熟于心的洞察力和随机应变的弹性能力，显然作用不小。

　　事实上，王安石曾经被看作孔孟之道的杰出继承人，在一个特定时期里，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但是，甚至王安石还坐在大宋帝国宰相的位置上时，对他的猛烈批评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更有后世一些极端的批评者认定，正是王安石推行的变法运动，导致了大宋帝国的衰颓，从而招致靖康之耻。因此，王安石对这场灾祸需要负主要责任，甚至和童贯一样，万死不足以蔽其辜。比如，明宣宗朱瞻基历来被史家认为是明代诸帝中很不错的一位皇帝，这位宣德皇帝就坚持此种观点。

　　公元1127年，宋徽宗赵佶在皇位上整整坐了二十五年；一年多一点之前，即金兵第一次打到京都城下之前，他将皇位传给了大儿子、皇太子赵桓，自己做起了太上皇。这二十五年皇帝生涯，宋徽宗基本上是在一种轻歌舞喜剧般的氛围中，优美地旋转着，滑着轻松的小步舞似的度过来的，直到退位。

　　没有人能够精确统计出中国历史上的宦官总数。粗粗算来，大约至少应该不低于百万人才对。也有论者估计，认为应该在三、四百万左右，极端者甚至认为可能达到千万之众。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平心而论，在这数百万人群当中，仅仅凭着这样几项记录，这个人物就没有理由被漫画化、脸谱化为一个小丑的模样。事实上，如果不带偏见地翻检一下历史记载，我们会发现：在公元1127年的悲剧发生之前，将近二十年时间里，童贯肯定曾经是我们帝国的骄傲与荣耀，代表了那个时代相当一部分人的光荣与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