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是座独木桥。中国能上大学的人数总量很低。目前，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有60%到70%的人能上大学。全国的比例大约是1/4。我来自农村，哥哥说，“你考不上大学，咱家花的钱就白费了，你就只有跳茅坑去。”连干净点儿的河都不让跳。（笑）

　　中国政府越来越鼓励创业。但总的来说，创业的难度在提高。许多人创业是没有什么本钱的，要得到贷款或者借到款的难度又很大，而大多数人原来是做一样事，下海后又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去摸索。创业的风险是很大的。政府虽然鼓励创业，但还是喜欢已经成规模的大企业，在税收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对中小企业的实质支持不够。现在的创业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下海后，很少有人再上岸了，所谓“不可逆转”；二是家庭双轨制，比如老公下海，老婆在国有企业工作。

　　我最近一次招待客人是大前天。一个美国客户来北京，他是朋友介绍来的。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到什么地方吃饭：老美来了，什么地方合适呢？不能太辣，不能太奇怪。来了先谈事情，然后吃饭，吃完我会说今天我买单。招待美国人在我看来很划算，他们不太懂，点一些便宜的菜就把他们打发了。豆腐和宫保鸡丁就可以了。在吃的过程中该谈什么事情就谈，即使是他跑来约我的，在我的地盘上，也一样由他买单。

　　性服务是一个很庞大的地下经济产业。性服务场所存在小姐群体和坐台小姐群体。性服务是非法的，但广泛存在着。这是因为存在着大量的市场需要。寻求性服务的人群主要包括在外出差的商业人士（销售人员占很大一部分）、出租车司机和公务员等。中国的性服务从业人员大部分是自愿的。80%是来自农村的流动女性，年龄在17岁～25岁。

　　邻居，北京人以前将其称为“街坊”，在我的老家江苏叫“邻舍”。邻里关系是传统关系中很近的，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如果邻里关系好，你会觉得城市生活比较安全、生活有趣、有保证，“守望相助，葱酱相借”。邻里关系起着互相帮助、一起娱乐的作用。过去，社会流动性不像现在这么大，邻里关系作用很重要，互助的特点也很突出。

　　我们要思考手机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和问题：它延长了许多人的工作时间。在中国，以前家里没有电话，下了班，就不能找到你。有急事只能骑自行车去找你，不急的事就等明天办。现在随时可以给你打通电话。这种技术带来了更多的工作和麻烦，减少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当然，我们要承认，手机提高了工作效率。比如，如果你在路上堵车了，就可以打个电话办理一些事情，但开车时打电话是不安全的。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应该对手机的用法制定一些新的管理规则呢？

　　在美国社会，中产阶级人数很多，形成了纺锤型的社会结构。中产阶级的一个特点是，他们通过积极奋斗获得一切，他们认为自己还应该向上发展，有空间。中国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型的，中产阶级人数少。大多数人得到资源的难度很大，他们觉得自己的命运是在某种力量的控制之下，无法自主。许多人得到想要的之后，就会觉得现状已经很好了，更好还能怎样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没有空间了。我想，也许这是信命的现实基础吧！

　　在美国的决策过程中，民意是非常重要的，投票可以决定许多事情。在美国，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必须对民意有很深的了解。比如，假设我是联邦政府中代表得州的议员，如果我的观点是反对枪支扩散，这与得州百姓的想法完全相反，那么他们就会把我换掉，选一个能够代表他们的人。国会在考虑重大的决策，如医疗保险和国家安全等问题时，在通过新的法律之前，都会召开听证会，聘请各类专家出席。这些专家持有不同的看法，或者他们的观点大同小异。一般来说，两个美国人很可能持有三个观点。这些被美国民众选出来的代表，会就各种问题进行讨论，尽量做出符合民意的决策。受到百姓支持的决策才能持续长久。